本网讯（通讯员：苏乐）2019年5月14日晚19：00，经济学院第二十二次学术讲座在405会议室举行，来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刘啟仁副教授作了题为《税收政策激励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自然实验》的精彩报告。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周记顺老师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报告。本次报告由周记顺老师主持。

报告开始前，周老师对刘啟仁老师的研究方向及学术成果作了简要介绍，并表达了对刘老师的热烈欢迎。

刘老师的报告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理论分析、研究设计、实证检验和相关结论等内容。

报告第一部分，刘老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思路逻辑。减税政策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设备更新换代率，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升级。如2014年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政策允许企业提前抵扣未来折旧抵扣的金额，这样企业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进而激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但设备资本只是企业提质增效的硬件保证，充分发挥硬件设备的作用，还需企业人力资本的软件支撑。另外，人力资本是一国财富积累的重要源泉，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轨。那么类似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税收激励在促进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过程中，是否也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的升级呢？或者说，税收激励政策是否能够带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调升级？在此背景下，刘老师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企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协调升级的路径及其机制。

报告第二部分，刘老师详细讲解了本文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自然实验设计步骤。为说明加速折旧政策的税收激励作用，通过一系列理论分析，刘老师给出本文待验证的三个假设：2014年加速折旧政策会显著提高试点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从而促进试点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2014年加速折旧政策对人力资本升级的促进作用在资产结构偏向长期的行业中更大；与非技能劳动力相比，新增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更高。

报告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和实证检验结果。数据选取方面，文章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和上市时间晚于2014年的公司。变量设定上，刘老师指出，本文的人力资本主要以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如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和受教育程度（大专与非大专）来度量，而人力资本升级则表示为技能劳动力相对非技能劳动力雇佣比例的增加。通过采用双重差分得出，2014年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的新增投资与技能劳动力的变化率较政策实施前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而非试点企业的两大指标增长较为缓慢。在基准回归的结果上，刘老师进一步检验了政策实施对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行业资产长短期属性、企业技能劳动力占比、细分劳动力雇佣数量的影响的异质性以及资本和技能之间是否存在互补关系。实证结果表明：①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力资本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在资产结构属性偏长期的企业，此促进效用更显著；②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态效果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而其对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存在时滞；③税收政策首先激励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由于资本-技能互补性的存在，进一步促进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升级；④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升级的具体过程主要表现为保持非技能劳动力雇佣数量基本不变，而增加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数量。最后，刘老师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应该继续实施税收激励政策并扩大实施范围，同时加大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投资于人的力度，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保证经济转型升级的平稳、有序进行。

讲座结束后，周记顺老师指出，报告第二部分企业税收优惠额的计算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反映出税收优惠的变化；在企业异质性检验部分，试点企业所属的行业属性也会影响其雇佣员工的类型，进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后续研究中是否可以尝试削弱行业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只考虑了短期而未考虑长期，因为短期内试点企业对技能员工的需求会带动整个社会对技能员工的需求，但从长期来看，技能工人工资的增加反而会削弱社会对其的需求量，因此研究中还应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有同学提出，本文人力资本升级的衡量标准存在问题，因为大专与本科、硕士博士的技能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但本文并未对大专以上的人力资本作进一步区分。

据悉，刘啟仁，经济学博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贸学会理事，2016年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汇率和应用微观计量。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现为《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和《金融研究》等期刊匿名审稿人。曾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其它省部级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