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亚会）1月3日晚，经济学院2018年秋季第八次宏观经济研讨班在经济学院402会议室举行，我院教师徐长生、范红忠、易鸣参加研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陶爽汇报了文献《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陶爽介绍到这是首篇研究中国的进出口对其他国家的创新以及技术变革的文章，并发表在RES上。文章的背景是基于贸易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带来的极大改善，同时中国的贸易以很快的速度在不断增长，而且其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就是制造业产品价格降低。因此可以探讨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否导致了更快速的技术变革以及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生产进步。这篇文章发现企业内部的创新的绝对数量（不仅是平均每个工人的专利或生产力）的增加受中国进口壁垒导致的外部减少的影响更大，即在集约边际上，中国的进口竞争可以提到一直存活的企业的创新。而且文章还验证了不论是企业内部效应下的还是企业之间（再分配）的技术都会受到进口竞争的影响，内部主要是基于创新形成新产品，公司间的再分配则是考虑到了低技术公司的裁员以及倒闭、破产等带来的高技术公司人才与技术的扩张。此外，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贡献点是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企业和工厂样本来确认低工资国家贸易对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并指出发达国家的贸易对于技术变革的影响不显著。

文章的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集中于再分配上，指出贸易如何导致资源从低技术公司转向高技术转移；此外还分别讨论了贸易壁垒、贸易对所在的市场规模、创新的等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系列的文献则集中于组合效应，指出我们在贸易自由化后观察到的大多数总体变化都是发生在行业内而不是行业之间，而这可以解释为通过在更精细分解的行业中运营的公司存在强大的重新分配效应，即低技术公司倾向于收缩和退出。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的进口对于企业和产品带来了更快的技术变革，其中与创新没有直接关联的企业产品组合以及离岸外包的改变都会带来的TFP的增长。此外，通过观察中国与其他低工资的国家对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比例，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口基本以每年超过5%的速度上涨，而其他的低收入国家的份额则基本没有变化。由此可见本文选取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有意义和研究价值的。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Amadeus和EPO的匹配数据，考虑到专利的异质性还选择了利用未来引用量来控制专利的质量。此外还引用了人均持有的计算机量来代替IT强度；在计算进口竞争的时候，使用了中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例，此外还是用了两个替代变量，即中国进口占国内产出的比例以及占总消费的比例。

由于确定贸易对技术变革的因果影响的一个主要实证挑战是存在不可观察的技术冲击，因此，本文利用配额作为工具变量来消除这一不可预测的技术冲击。主要是因为，首先可以确认2000年配额最严格的行业在2000年之前的可观测量没有差异趋势。且本文的主要相关变量如专利增长，TFP等都与配额这一工具变量没有显着的相关性。最后表明本文结果对于在差异方程中包含固定的固定效应是稳健的。除却直接使用技术水平与进口来的直接量，为了清除企业的固定年效用还估计了变量差分之间的关系，使用过的是五年的差分。此外还分别检验了中国进口与配额之间的相关性并估计了技术变革与配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加入WTO后，更多受配额取消影响的企业的专利申请率显着提高，IT强度和TFP也得到相应提升。实证结果得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中国进口的竞争促进了欧盟等国的技术变革。

本文还考虑到要估计中国的进口竞争是否通过重新分配经济活动影响到企业间的技术变革，因此选用了企业的就业率与生存率进行检验。考察了进口与技术两个变量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对于企业就业率与生存率的影响，得出中国的进口与制造业就业水平下降有关。高科技公司（每个工人的专利滞后程度很高）更有可能增长，而且更多高科技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屏蔽”了中国进口对就业的有害影响。此外，文章还对中国进口对企业就业进行了动态检验，发现三年后，中国进口产品对专利的影响最大，而此时中国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也最大，这与企业通过削减就业和启动创新项目来应对中国进口的想法是一致的。同样，对于企业的生存率，得出同样结论。此外，本文还是用了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进行验证依然发现高科技公司更容易受到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影响。最后，为了进行量级计算，文章参照Foster等人使用标准生产力分解，将生产率的总增长分解为公司内部和公司重新分配。分别得出产品市场以及其与离岸分包共同对于各组的影响。而且中国进口竞争对企业技术变革产生积极影响还有一个问题是动态选择偏差，因此本文你还为退出的公司创建伪观察，并为所有退出后期间的企业提供零专利价值，直到2005年样本结束。这是一种“最坏情况界限”的方法，得出结果仍与前面一致。最后还进行了其他的稳健性检验，比如使用高工资和低工资国家对比，考虑中国在创新影响上的异质性等。

本文的结论是，首先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企业专利测量的绝对创新量的上升。且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企业内部的技术变革增加，企业之间的就业重新分配给技术更先进的企业，这两种影响程度大致相同。其次，中国进口竞争的加剧也导致就业率下降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下降。最后与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对创新没有显着影响。

陶爽与参加研讨班的师生进行了互动，并针对相关提问做出了回答。李磊询问关于文章的影响机制，陶爽指出文中并未给出特别直接的机制研究，只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创新增加与企业间的重新分配来考察。李磊还建议到在实证最开始可以先将样本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技术和低地技术，并使用高技术比上低技术的相对数来当做研究的主要变量可能会更好。陶爽指出，文章的附录考虑了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简单的实证且结果一致，只是并未详细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