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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2组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2021-06-10 15:20:57点击次数:

本网讯(通讯员:方精英)第七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2组论文研讨于5月29号下午13:30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413会议室顺利举行。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葛力铭同学、清华大学的王先爽同学、武汉大学的陈芮同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邹建文同学分别就其论文作了精彩汇报,本场点评嘉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沈淑琳老师和段堃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葛力铭,他的论文题目为《“转”则两利 ,“出”则斢益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污染产业转移的社会福利效应——基于环境福利绩效的经验研究》。文章采用构建虚拟变量的方法,分别对区域、污染产业转入区与转出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非示范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并将样本期2003-2014年进步分解为2003-2007年与2008-2014年两期,分别考察在金融危机前后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污染产业转移能够显著地提升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这一方面肯定了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环境福利绩效呈现出“转”则两利的态势。二是增长及收入效应与污染及就业效应存在相互抵消作用,但总效应为正。三是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后、东部地区、污染产业转出区和承接产业转移非示范区能更大程度地提升微观环境福利绩效,普遍呈现为“出”则斢益的态势。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污染产业,促进非污染产业发展;二是完善地区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东部地区集中力量主攻创新,实现污染产业有序转移,中部地区建立产业转移园区,引导产业集中发展,淘汰落后产能,西部及东北地区主张实时保护性政策,发展特色清洁产业;四是最大化发展污染产业转出区的光环效应;五是重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警示效应。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主要就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选择与葛力铭同学进行探讨。段堃老师指出文章中在理论模型部分没有关于空间的讨论,实证则考虑了空间相关因素,建议理论与实证部分内容相匹配。

第二位报告人是清华大学的王先爽,他的论文题目为《货币政策的量化度量——兼论“央行缩表”与“货币宽松”的关系》。首先,他对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阐述,然后重点介绍了文章中构建的两个货币政策度量指标,即度量货币政策扩张力度的潜在货币上限指标以及度量市场货币政策感受的超额货币增速指标。进一步地,在实证中检验了这两个指标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对信用扩张和利率的动态影响。最后,文章验证解释了央行扩表与货币紧缩的关系与逻辑。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宽松幅度指标与央行总资产增速显著负相关,有效解释了“央行扩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特异现象。文章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及传导逻辑,而文章构建的两个指标有助于央行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为货币政策相关研究提供新的代理变量。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就文中两个指标的构建与王先爽同学进行交流。段堃老师则就本文可能出现的自相关问题和内生性问题与王先爽同学做了进一步地探讨。

第三位报告人是武汉大学的陈芮,她的论文题目为《绿色信贷与僵尸企业的形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章采用CHK法、实际利润法、CHK-FN法识别出2008-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不同类型的僵尸企业,以2012年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绿色信贷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直接改变了银行贷款激励机制,通过降低“两高一剩”企业贷款规模和“常青贷款”,显著抑制了信贷补贴型僵尸企业的形成;同时通过降低企业的营运资金和投资效率,使得企业绩效进一步恶化,显著促进了经营不善型僵尸企业的形成。同时,绿色信贷对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行业特性以及不同地区的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绿色信贷对国有企业、高度依赖外部融资行业、高竞争行业、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僵尸企业的政策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和这些企业性质、所在行业的企业对融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地区信贷资源分配的市场性差异有关。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应当防止对“两高一剩”企业的贷款上一刀切的抽贷断贷行为。银行需要对企业贷款项目进行更详尽,对符合环保标准和落后产能的贷款项目更加谨慎的同时,要保证企业经营所需的融资,推进地区金融业市场化环境进一步完善。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建议在文章中对“僵尸企业”的界定能够形成自己的偏好,并将其中的机制分析清楚。段堃老师则建议对照组的选择中2018年前后的时间段选取相同长度。同时,被解释变量的刻画建议更加细致,例如考虑强度和程度,将被解释变量变为一个连续变量。第四位报告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邹建文,他的论文题目为《市场冲击与企业创新支持》。文章基于企业研发的动态模型,将市场冲击分解为持久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并考虑了冲击可能的滞后影响,建立企业研发与市场冲击之间的半结构模型。同时,评估了企业创新对持久性市场冲击和暂时性市场冲击的保险能力、政府补贴对市场冲击的阻尼作用及其动态变化的趋势特征。研究发现,一是中国企业研发对持久性市场冲击的敏感性总体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加上政府补贴后,这种趋势依然存在,但明显趋缓。二是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对持久性市场冲击的保险能力要显著弱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政府补贴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对持久性市场冲击的敏感性,但对国有企业的效应并不显著。而且,政府补贴提升小企业保险能力的效应更明显。三是与非高技术企业相比,高技术行业企业对持久性市场冲击更为敏感。而且,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提升高技术行业企业对市场冲击的保险能力。四是政府补贴对市场冲击的阻尼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了市场冲击的短期影响。五是相比美国企业,中国企业对市场冲击的保险能力要弱很多。而文章的政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对企业创新保险能力和政府创新支持阻尼效应的结构性识别,有助于完善政府创新支持对象的评价和筛选机制,有效区分真正具有创新动力的企业和滥竽充数的企业,避免企业搭乘创新政策的便车套取政府补贴。其次,对于科技领域关键的“卡脖子”问题,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和足够的创新定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强大的内在创新驱动力,本文的企业创新半结构模型是基于企业创新行为特征构建的,能够很好地识别企业创新的内在驱动力。最后,基于一般情形的设定,可以实现对企业创新保险能力和政府创新支持效应的准确评估;而基于经典情形的设定,可以有效识别企业创新和政府支持的结构性特征。二者综合应用,有助于提升政府对企业创新支持政策的操作性和靶向性。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针对经典框架中用到的最小距离法和GMM有什么区别这一问题与邹建文同学进行交流。段堃老师对于“保险能力”的理解以及对实证中的暂时性冲击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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