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苹）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二）第1组论文研讨于2022年6月18日下午15：30在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讨论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朱晓璐和易鸣两位老师担任点评嘉宾，来自安徽财经大学的杨修琦、华中科技大学的吴燕、广西大学的吴健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双龙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吕明瑶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来自安徽财经大学的杨修琦首先报告了他的研究《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冲击、资本管制与外部失衡——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小国开放DSGE模型，通过引入外国利率预期冲击和未预期冲击刻画美国货币政策的预期冲击对于我国的影响。特别关注在不同资本管制程度下，我国实际汇率、对外净资产以及估值效应等外部变量的响应。结果表明，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利率的负向冲击会带来国内消费和产出的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名义利率受国外利率影响也下降。外部变量方面，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降低并且波动明显，对外净资产持续下降，并且带来了持续的负的估值效应。第二，考虑了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之后，变量的变化程度明显加大，预期冲击会带来经济的大幅波动，显示了美联储前瞻性指引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三，加强资本管制能够缓解外部失衡的程度，同时减少了经济的波动程度，但是削减了国内消费和产出的上升。第四，福利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会使得经济波动增大，但能明显改善福利；资本管制会带来轻微的福利损失，但能明显改善外部失衡程度。该研究得出的建议是，第一，引导我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预期。第二，在逐步放松资本管制的过程中，要关注外部失衡的程度。第三，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以应对双循环背景下的内外部均衡发展问题。

报告完毕后，朱晓璐老师首先对杨修琦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然后提出一些建议和疑问：（1）资本管制程度参数，就是这个欧米伽B它的取值范围大概是多少？如果是0-1之间，文中基准模型里参考的2015年的文章是将它设成0.3，这个是基于现实经济的一个估计，得到的0.3然后将其作为基准模型，然后在模型二、三中设置为0.6。那么0.3这个水平到底是属于比较松的资本管制呢？还是比较严的资本管制，在国际上有没有一个数值的比较，文章是做的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杨修琦同学对该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二位作报告的研究生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吴燕。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退休政策的最优方式与影响因素》。由于中国由于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下降，中国人口正在经历迅速的这个老龄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保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养老金改革成为必然趋势。由于政策的可执行性，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福利的刚性等原因，导致延迟退休政策成为了这个政府的首选方案。本文界定了最优延迟退休决策的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减轻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财政负担、增加其可持续性，二是改善延迟退休者的福利状况。本文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下探讨了两种延迟退休方式（内生式、外生式）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问题，证明了延迟退休政策确实能减轻社保负担，增加社保可持续性，并同时增加人们的福利，且内生延迟退休方式是最优选择。主要结论有：（1）相对于正常退休，两种延迟退休政策均有效缓解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增加了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改善了延迟退休者的福利；且内生延迟退休效果最优，外生延迟退休其次，正常退休最差。（2）出生率、寿命以及劳动生产率增加对延迟退休政策下社保可持续性都有进一步增强的作用；寿命、劳动生产率增加对延迟退休政策下的福利效应也都起到了改善作用，而出生率增加则会削弱这一效果，即降低了正常退休与延迟退休之间的福利差距。（3）出生率、寿命以及劳动生产率中的二或三种因素同时增加对延迟退休下的社保可持续性改善有进一步叠加效应；劳动生产率、寿命同时增加对延迟退休政策下的福利效应改善有叠加增强作用，而同时考虑增加出生率影响时便会削弱这一效果。（4）若提高缴税率，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会增加，人们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会增多，符合“多缴多得”的规律；同时，人们的福利却会逐渐降低。

报告完毕后，朱晓璐老师对吴燕同学的论文给予了肯定，然后提出疑问：文章结论是内生性的延迟退休政策可能是最优的。那是否有国家他是这种内生型的退休政策，还是说大多数都是强制型的。吴燕同学对该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的广西大学的吴健贤，他的论文题目是《Contributing to Carbon Peak: Estimating the Causal Impact of Eco-Industrial Parks on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China》。低碳发展与生态工业园区（EIPs）相关，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不清楚。越来越多的有关环境工程研究的证据表明，生态工业园区可以减少碳排放，但很少有经济研究评估这种关系的因果关系、渠道和异质性。本研究采用交错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方法构建准自然实验，评估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对低碳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生态工业园区有助于中国实现低碳发展。具体而言，生态工业园区将试点城市的碳强度降低了7.2%。渠道分析表明，生态工业园区推进技术创新，激发波特效应，提升产业结构。区域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生态工业园区更有利于中国南方、沿海和胡焕庸线以东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生态工业园区压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有助于提前实现拐点。

汇报完毕后，朱晓璐老师对该论文表达了肯定。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双龙，他的论文题目是《技术引进税收优惠与企业减排：源头控制还是末端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技术引进与税收优惠作为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动力，对企业减排以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技术引进税收优惠的视角，利用2006年商务部和国家税务局发布的《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技术引进税收优惠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技术引进税收优惠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且时间动态效果呈倒“U型”型；第二，技术引进税收优惠通过驱动企业在污染产生源头控制和污染排放末端治理等两方面进行污染减排；第三，技术引进税收优惠对企业减排的效应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重度污染行业更突出。

报告完毕后，易鸣老师首先对张双龙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然后提出了疑问：文中的发现是倒“U型”关系，那文章样本里是否涵盖了这个拐点？张双龙同学对该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五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吕明瑶，她的论文题目是《ESG在供应链中的传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简称ESG）表现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影响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从供应链的角度切入，采用了全球供应链数据库FactSet 2011到2020年的供应商-客户关系对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客户对其供应商业绩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企业良好的ESG表现会通过供应链传导至上游供应商，从而使供应商企业的ESG评分提高。进一步检验表明，ESG的传导具有单向性并当供应商处于ESG整体表现较差的行业时，这一效应更显著。研究还发现，供应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客户企业董事的海外经验在这一传导过程中至关重要。文章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加强供应链合作，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报告完毕后，易鸣老师对吕明瑶同学进行了提问：ESG作为一个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组合，为什么这个研究比较有意思，这个研究主要是体现在什么方面，它的价值在哪里？随后，朱晓璐老师也对其进行了提问：（1）文章的样本是有2700多条。在筛选样本的时候，文章只选了供应商和客户均为中国企业的数据信息，那这样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什么不可以是一方是中国企业，然后另外一方是外国企业。如果两方不同，是不是可以挖掘一些更多的一些东西？（2）文章的异质性分析，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下企业的所有制部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吕明瑶同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