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袁峥嵘）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第9组论文研讨于6月18号下午13:30-15:20在线上顺利举行。来自南京大学的李文辉和张永峰、辽宁大学的陈永胜、浙江大学的陈鑫泓和武汉大学的程小佩分别就其工作论文作了精彩汇报，论文点评嘉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沈淑琳老师和杜立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张永峰，他的论文题目是《农村公共卫生支出与农村老龄人口健康——基于农村卫生室建设工程的评价》。张永峰同学主要从制度背景、研究设计、实证检验等进行阐述。农村空心化叠加人口老龄化对农村老龄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威胁，而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降低农村老龄人口健康损耗，提高农村老龄人口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2012-2018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文章检验了农村卫生室建设对农村老龄人口健康水平的边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卫生室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患有慢性病和住院的概率，提高了农村老龄人口的自评健康和他评健康。从收入水平、工作性质、宗教信仰来看，农村卫生室建设对低收入尤其是处于贫困线下以及从事农业工作、无宗教信仰和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更低的农村老龄人口表现出更加显著的健康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卫生室建设除了对农村老龄人口具有显著的健康效应外，同时表现出降低农村老龄人口医疗支出，提高农村老龄人口对本县市政府评价以及改善农村老龄人口对医疗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价等综合社会效应。最后，与2012年相比，2018年农村卫生室建设对全体农村老龄人口的健康效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其对农村老龄贫困人口的健康效应提升了1.03倍，显现出卓越的减贫效应。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首先对张永峰同学的报告提出一些疑问和建议。第一，文中的农村卫生室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在未引入政策之前，农村的卫生服务设施是什么样？体系是什么？为什么引入卫生室后，会产生显著作用？第二，文章的数据时间区间为2012-2018年，提及的2013年的政策冲击具体是什么？前后比对是怎样？第三，文章的实证结果指出被调查者的吸烟经历与不健康指标呈现显著负向关系，这与实际预想的并不相符，该如何去解释？张永峰同学就上述问题与沈淑琳老师进行了深入探讨。随后，杜立老师对张永峰同学的文章主题给予肯定，并提出疑问和建议。杜立老师指出，文章中关于如果农民选择去村卫生室看病就代表村中有卫生室的核心变量可能存在衡量不严谨，有较大偏误。张永峰同学就核心指标衡量问题与老师进行了探讨，并采纳老师的建议。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辽宁大学的陈永胜，他的论文题目是《自贸区设立、经济集聚与城市创新》。陈永胜同学主要从引言、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实证检验等进行阐述。文章关注自贸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运用2003-2019年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策效果，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促进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并且在工具变量法、逆向风险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方面，自贸区设立可通过经济集聚促进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主要包括经济集聚的政策效应、正外部性与竞争效应。空间溢出方面，自贸区设立对周围城市创新能力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具体表现为，自贸区设立显著促进周围城市人均低端专利授权量增加。异质性方面，批次异质性发现，随着批次往后，自贸区设立对核心创新能力促进效益逐渐递减，对总体创新能力和低端创新能力促进效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并且主要在第1，2批次显著为正；区域异质性发现，沿海与内陆自贸区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并且沿海自贸区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研究结论对于自贸区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首先对陈永胜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第一，创新本身是一个需要时间支持的一个工作，他并不是自贸区创立后，立刻会出现较高水平的创新，现在看到的这个创新，可能是在五年前十年前就已经做好了铺垫，所以对于创新的这种时间效应文章是否考虑？第二，文章的自贸区选择并不是随机的，本身可能会倾向于经济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目前的工具变量并不能解决该问题。陈永胜同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并采纳了老师的建议。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浙江大学的陈鑫泓，他的论文题目是《极端气温与农地流转——源自微观调查的证据》。陈鑫泓同学主要从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阐述。推动农地有序流转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事关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和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长远目标。与此同时，日益复杂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将对农业发展构成不容小视的挑战。研究极端气温与农地流转的关系，既能拓展决定农地流转的环境影响因素，又丰富了农户群体环境规避行为的实证依据。文章基于CFPS数据和全国820个观测站气象观测数据，采用分段线性方法和温度箱方法，研究了极端气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气温与农地流转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极端低温和极端高温都显著提高农地流转概率，并且这一影响由农地转出而非农地转入所主导。非贫困家庭和老龄化水平低家庭受到极端气温的影响更明显。极端气温导致农业收入降低是促进农户转出农地的重要原因，而农户会通过提高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收入等规避行为弥补农业收入损失。相比于历史气温和滞后气温，农户会更灵敏的感知近期气温变化，并做出流转农地的即期反应。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首先对陈鑫泓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沈淑琳老师指出，以往文献中提及长期和短期气候变化对农业部分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中做了动态调整时间窗口，那是否可以体现出长期和短期维度的对比？长短期内农民对气温变化的反映一样吗？建议在回归方程中，放入前几年的气温变量。陈鑫泓同学就模型动态调整和农户长短期行为反应等于老师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采纳了老师的建议。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的程小佩，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1989—2015》。解决相对贫困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一项长期性工作，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对相对贫困成为新时代减贫工作的重心。文章基于1989—2015年CHNS数据，采用强相对—中位数收入的50%、强相对贫困—平均值收入的50%以及弱相对贫困三种方法对中国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分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将相对贫困的变动分解为增长效应、再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进一步考虑城乡人口流动效应，对相对贫困的变动进行组内和组间的分解。结果表明：（1）中国相对贫困近年来呈现周期性上升趋势。强相对贫困—中位数收入的50%由1899年24.8%上升至2015年32.11%，强相对贫困—平均值收入的50%由1989年29.08%上升到2015年42.65%，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由1989年27.55%上升到2015年的36.68%。城市相对贫困线高于农村，其相对贫困发生率低于农村；东部地区弱相对贫困线高于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低于中、西部地区。（2）相对贫困变动的分解中，增长效应减贫作用明显，再分配效应在1991—1993年、1997—2006年、2011—2015年加剧相对贫困的发生，在1989—1991年、1993—1997年、2006—2011年减缓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线的上升使得贫困线变动效应基本上抵消了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3）通过对城市和农村两个子群进行组内和组间分解发现，农村人口比例降低使得农村人口流动效应为负，城市人口比例增加使得城市人口流动效应为正，但是农村人口流动效应绝对值大于城市，使得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可以降低全国相对贫困。

报告完毕后，杜立老师首先对程小佩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第一，文章借鉴其他文献中的全球模型，通过改变一些模型细节，采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测算，那么改变的依据是什么？第二，文章结论指出，人口从农村流入到城市会使贫困率下降，但现在会有很多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很多城市的边界是向外扩张的。且结合文章的指标分解和后面的政策建议，应该更加慎重。程小佩同学就以上问题与老师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