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华科经济学院举办纪念林老师座谈会，挺有仪式感。其中许多人相互多年不见，座谈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大家欢聚一堂。今天也特别高兴看到李楚霖老师，林老师和李老师是对我们大家人生，特别是学术人生影响最大。

我们这些学生中，我和林老师认识可能最早。头一次见到他，印象中应该是1978年，当时我还是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林老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学生宿舍，至今印象深刻。

随后就是报考研究生，当时数学系有好几个老师招研究生，包括俞玉森和和林少宫教授，还有其他老师，主要是他们两位。我听说林老师是留洋回来的，留美博士。10来岁的时候，我父亲是个老八路，没有念什么书，但经常向我们小孩提及杨振宁、李政道是留洋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我的印象当中，留洋回来的人那是绝对了不起的。因为这个原因，有这么一个机缘，看到林老师在招研究生，我就报了林老师的研究生，那是1979年的事情。但由于种种原因，尽管考的不错，但最后没有被录取，有各种说法，包括刚才李楚林老师说由于只有我一个过线，不好教，就干脆不录了。当时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还不是系，只是教研室，统属华中工学院基础课部。我当时不被基础课部领导喜欢，一个原因是认为我政治上不求上进，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我讲穿着。由于我穿解放鞋出脚汗，喜欢穿皮鞋，于是他们就说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外，由于我忙于准备研究生考试，从早到晚在学习，对其他的事情不太关心，所以他们认为我在走白专道路。另外，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祖母病了，我向寝室长请了假，没有参加期末考试就回家去了。当时基础课部领导认为我刚考上研究生就骄傲了，居然不参加期末考试，再加上数量经济专业原打算招四名研究生，却只有我一人够分数线，最终把我的研究生资格取消了。我记得当时是数学教研室的高主任跟我谈的话。

我当时非常沮丧，痛下决心改正，随后我处处注意，力争有一个好的表现，参加所有班、部活动，同时从当年暑假就开始准备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试。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我又考上了，同时考上的还有方振民，孙兆仁。我们三位年龄是是等差数列，方振民1950年的，孙兆仁1953年的，我是1956年的。当时，我对数量经济没有任何概念，报考的时候我就不理解，经济学怎么会用到数学呢？

我记得林老师给我们教授计量经济学，李楚林老师给数理经济学，包括John Chipman教授的总和理论。由于上了Chipman的总合理论，我当时申请出国就申请了Chipman的博士，Chipman知道我学过总和理论，同时有写出计量经济学中的识别问题的论文后，对我很感兴趣，给我全奖学金，经过了漫长的申请，从1980年一直到1983年元月份我才出国，非常的艰辛。

李老师刚才也谈到，张守一、乌家培他们1978年办的颐和园学习班，李老师和林老师会后带回来了一些讲义，我就是看了肖正关于识别问题的讲义，同时林老师从美国带回来了麻省理工大学Franklin Fisher 教授关于识别问题的专著，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的关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我就是看了他们的讲义和专著，写出的关于识别问题的硕士论文。那时不像现在能在网上看到许多文章、讲义或买到专著，那时学习是非常困难。
    我觉得林老师了不起，刚才李老师总结的很到位，林老师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当然也是在九思老校长的支持下，建议我们华科订购了一些英文期刊，包括Econometrica等经济学期刊，可能其他高校都没有去订购。这也说明林老师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快就和国际接轨。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培刚老师跟海外的联络或者联系都比较少了，但林老师还是从根源上知道从哪里去看文献，林老师是时时刻刻跟着文献的。最后他的文集出版了我写序，看到林老师的博士论文我是大吃一惊的，因为以前我一直以为林老师只是做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但是实际上林老师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经济理论的，讲国民经济的指数问题，其中有总和的问题。总和问题到现在也是个难题，它只在非常特别情形下才能够从微观总和到到宏观的效用函数出来。林老师的博士论文，就是做经济理论的。林老师不只做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他也是颇有研究，这个就是熊彼特讲的，一个科学的经济学家就是采用历史、逻辑（就是理论）和统计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林老师、李老师的学术观点和这种思维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特别的大。经济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采用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特别重要，就是通过历史的视野和印证分析、理论逻辑分析、实践真知的检验来考虑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如经济改革。林老师实际上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把这三位一体结合起来，我对这个印象是非常之深刻。他的博士论文是在1950年1951年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他引用的文献后也是大吃一惊， 他紧跟当时的学术前沿，在老师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引用了大量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顶尖期刊的最新论文，其中不乏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克莱因、库兹涅茨、里昂惕夫等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包括凯恩斯、庇古、费雪、霍特林等经济学名家的大作。

难怪老师得到了经济学大师霍特林的欣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戴顿大学任教期间就被霍特林力邀到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去工作，但老师毅然选择了回国。我不禁感叹，如果当时老师继续留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话，也许他的学术生涯会另有一番新的天地，他的学术成就也许不会低于后面邹至庄教授。所以我觉得林老师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眼光，他的这种好学，这种时刻紧跟着学术的前沿，实在是了不起。
    同时，林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刚才张建华教授也谈到了华科的经济学家群现象，我觉得这个方面林老师和李老师两位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林老师在方向、愿景、宏观上来把握，林老师有很大国际学术视野，学术的前沿；李老师体现在战术上面，他给我们上很多课，最是辛苦。当然林老师也上数理统计，统计因子分析。李楚霖老师也是通过林老师带回来的两本书给我们上课，一本就是就是关于总和问题，另外一本是Takayama的《Mathematical Economics》，让弗我受益匪浅。后面李老师把它简写成了讲义，这个讲义对我帮助也很大，主要讨论一般均衡理论，谈到了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这个讲义对我出国后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课程学习帮助很大。Hurwicz当时给我们博士一年级第二学期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讲授一般均衡理论，Hurwicz讲得很简单，但出的考得特别难，基本是讲的不考，考的不讲，列了100多篇文章，导致这门课考试1/3的人过，1/3的人不过，1/3的人重写。期中考试就出了道Scarf关于竞争均衡非稳定性的反例，我正好看过李老师写的数理经济学的讲义，就答对了，后来博士资格考试又出了这道题。

我们到美国留学前对经济学知识掌握很少，走之前自学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上下集，林老师还要我给林老师的下一届，也就是春荣和国富他们这一届讲授讲萨缪尔森《经济学》。出国以后，我花了两个星期自学了Varian的微观经济学，就有些基础。我的困难跟美国学生不一样，美国学生看不懂，而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欠缺，好在是学数学的，加上自学能力强，可以很快补上，很快有了信心。这些都要感谢林老师和李老师。林老师从1950年初回来了以后，还一直还在跟踪文献和国际前沿。

做人方面，林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林老师和李老师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做人特别的实在、特别的谦虚、有高尚的品质。我们这些林老师和李老师的子弟基本上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做事情做人都比较实在比较坦诚，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都是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做研究。

我跟林老师师生关系密切，来往非常之多。林老师特别的朴实，同时也是非常有情趣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和父亲，对内尽责，慈父子孝，家中顶梁柱，林老师可不是一般的顶梁柱。记得当了林老师的学生以后，只要是上林老师的课，上完课以后，我一定是陪着林老师往他家里面走，在回家之前林老师去自由市场买菜，买菜回去以后再洗菜，洗菜以后再做饭。林老师洗衣服、缝衣服、裁衣服，什么都会。林老师对夫人吴老师的爱护和照顾，在夫妻中少见。林老师生活也很有情趣，多才多艺，小提琴和网球都是一流。林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的人。

我跟林老师的关系确实是非常的深厚。在电话没有普及之前，主要是通过信件来往，好几十封信，没有间断过，直到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时候信件才少了，后来基本上就是通话了。
    我就讲这些，由于是座谈会，说的比较轻松，林老师的学术思想，做人的品质和对学术的追求，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终身受用。李楚林老师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帮助也是特别大。是我们的好师长，做人做事的实在、严谨，不随风倒，这种知识分子的道统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我讲的也有点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