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郑冯忆）第八届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年会分论坛4.3于11月3日下午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413教室举行，本次论坛由香港大学的张红松主持。来自厦门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的三位参会人员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第一位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厦门大学的陈雯，其论文题目是《出口目的地、比较优势与企业高技能劳动需求：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出现“刘易斯拐点”，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尽快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以质量代替数量，已经成为共识。文章从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特征事实出发，基于2004年和2008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出口目的地选择对企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及其机制。其主要贡献在于：（1）在两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同时包括目的地特征、比较优势和技能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2）根据汇率冲击构建工具变量，较好地识别了目的地和出口企业技能结构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3）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拓展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的地特征对企业技能结构影响的研究；（4）探究了目的地特征对企业技能结构影响的机制，主要包括产品转换机制和企业的进入退出。文章通过构建两要素两产品异质性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分析目的地特征对企业技能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最后得出结论主要为两点：（1）企业出口目的地的加权人均收入越高，我国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占比越低，并且这种效应是否显著与企业的异质性有关；（2）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增加会促使企业利用比较优势，通过产品转换增加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环节）的生产，降低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降低企业高技能劳动需求。

主持人张红松就出口目的地与技能需求之间的关系与陈雯进一步探讨，咨询出口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品的划分依据。

第二位进行报告的是来自湖北经济学院的王成，其论文题目是《环境规制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在GVC中的绿色升级吗？基于竞争渠道的分析》。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GVC中不同阶段各参与方碳排放的研究；对GVC环境升级的研究；对环境规制“竞争渠道”的研究。并对现有研究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评价：第一、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不同阶段排放的测算研究较多，对如何实现从高碳排放到低碳排放的机理分析较少。第二、关于全球价值链环境升级的研究也侧重探讨如何减少全球价值链体系整体的污染，并没有着重探讨如何促使某一参与方从全球价值链的污染阶段升级至清洁阶段。第三、关于环境规制的竞争渠道，现有研究没有探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渠道，即没有结合全球价值链的特征来分析环境规制的这一影响渠道并比较其与传统竞争渠道的异同。文章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的GVC模型进行研究，并假设在某一行业的GVC中有三个生产阶段、三个国家，每个生产阶段各国都参与生产。提出两个命题，命题一：GVC体系中，各国环境规制力度差异会影响各国在同一阶段产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影响到各国在市场均衡时各自的销售量、生产量及污染排放，因此环境规制力度差异影响各国在GVC中的绿色升级。命题二：当其他因素不变时，本国排放量所占GVC总排放量的比例随着本国增加值占比的减小而减小，即实现了本国产业在GVC中的绿色升级。针对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应参考国外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力度水平，有针对性地加强我国对应行业的环境规制力度，实行环境规制的精准施策。

主持人张红松就参与对比国家的选择与王成进行探讨，并提出环境规制对GVC的影响过程中，可能也会引起成本的改变等建议。

第三位进行报告的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吴功亮，其论文题目是《汇率变动、融资约束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文献综述则从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其他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融资约束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文章的贡献在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1）理论模型方面，本文借鉴多产品企业的概率以及产品异质性理论，引入了多产品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异质性这一概念，丰富了现有理论模型，并使得理论模型更加贴近现实情况。（2）实证方面，不仅考虑到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特点，还考虑到多产品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的特点，引入了汇率变动和融资约束交互项，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在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调节作用。文章通过参照多产品企业出口模型，放宽模型假设，考虑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四点假设，假设一：多产品企业产品本币出口价格随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下降；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时，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其本币出口价格调整幅度越大；企业融资约束越小，价格弹性越大，其本币出口价格调整幅度越大。假设二：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数量随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减少，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时，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其出口数量调整幅度越小；当企业融资约束越小，面临汇率变动风险时，其产品出口数量调整越小。假设三：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种类随着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减少。假说四：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集中度随着本国实际汇率升值而提高。文章最后结论认为：（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出口企业产品价格下降、产品出口数量减少、产品出口种类减少、而产品出口集中度提高；（2）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导致出口企业产品价格上升，产品出口数量增加，产品出口种类增加，而产品出口集中度降低；（3）当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生产率高的企业会更明显地缩减产品生产线且提高产品出口集中度；（4）当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时，融资约束程度低或生产率高的多产品企业其产品价格调整幅度相对较大，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多产品企业，其出口产品集中度降低，企业其出口产品分布的非核心化分布也较为明显。

主持人张红松就文章中产品出口的价格与汇报人进行探讨，并指出人民币升值时，产品价格的优势可能与国外的需求函数以及出口价格（本国的价格）有关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