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苹、王子祺、郑始潮）2021年“东湖论坛”平行论坛（一）第一场于12月27日上午8:30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会议室310举行，本次讨论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彭斌老师主持，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李明阳、日本一桥大学的成海涛、昆山杜克大学的崔静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唐俊杰，这4位优秀青年学者分别就其工作论文进行了精彩汇报，经济学院张建华院长，何川，王班班，马诗卉，张斯琦老师参与点评。

第一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于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李明阳学者，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Do Subsides increase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的论文报告。首先李明阳学者向大家介绍了这篇论文的研究动机。生产率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而补贴是政府干预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补贴的对生产率的效应仍未有定论。因此本文考察了政府补贴是否对企业生产力产生了影响以及该影响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半参数光滑系数模型，它允许参数的异质性并能调查补贴的是否中性。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是，本文假设补贴是内生的，为了纠正内生性问题，他在半参数生产函数中使用了转换回归，并提供了一个改进的框架，用于估计具有内生和/或删失变量的生产函数。该论文使用了1998年到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补贴对中国机械行业企业水平生产力的影响。其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表明补贴对企业的持续生产力有积极影响。补贴可以让公司更多地投资于研发(R&D)，从而提高生产力。通过使用现有的研发数据，本文还找到了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即更多的补贴与更高的研发投资相关。同时该研究还进行了分解分析，分别考察了补贴通过投入渠道和生产力渠道对产出的影响。两个渠道的作用是相反的，但总体补贴对公司的产出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于日本一桥大学的成海涛学者，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Carbon Tax and Border Tax Adjustments with Technology and Location Choices”的论文报告。首先他为我们介绍了该研究的相关背景。国际碳泄露可能会破坏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即一个国家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减少了本地的排放但会增加其他国家的排放。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承诺减少排放，然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减少排放。因此预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会发生碳泄露。边境税调整（BTAs）则可以处理碳泄露问题。在此背景下该研究探讨了碳定价和不同的BTAs对企业的行为和排放的影响，为此他在一个简单的国际寡头垄断模式中研究了对排放和边境税调整的单边征税，具体来讲，该研究探讨了三种政策机制：i）单独征收碳税（无BTA）；ii）碳含量关税的碳税（部分BTA）；iii）出口退税和碳含量税（全额BTA）。该研究结果发现，碳排放税可能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全球排放量。有趣的是，碳税税率的提高可能会增加全球的排放。高税率可能会阻止减排。在固定地点，没有BTA或部分BTA可以比完全BTA更有效地减少全球排放。当公司的地点是内生的，公司往往在国外生产，以避免没有BTA的母国碳排放税。然而，对于BTAs，高税率并不一定会导致外国生产。全球的排放量可能在税率的中间范围内达到最大的水平。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于昆山杜克大学的崔静波学者，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C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Induce Knowledge Spillov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DM”的论文报告。首先他向大家介绍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根据《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有望促进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南北知识溢出效应。据此该研究他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1）CDM项目是否促进了创新的数量、方向和质量，即它是否诱导了东道国的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企业级创新。（2）CDM项目的特征有什么异质性的影响？（3）CDM项目会导致赞助国到东道国的知识溢出吗？该研究基于中国主办的CDM项目视角，考察了自愿的国际气候合作对企业创新和知识溢出的影响。他通过使用匹配的双重差分(DID)方法，发现CDM项目有助于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方面的创新数量、质量和方向。这些结果可以用一套丰富的项目异质性来解释，包括通过学习效应、诱导的创新激励和规模经济。此外，他还探讨了外国赞助国在知识溢出效应中的作用，通过赞助国对东道国的专利引用来衡量，其研究结果表明，赞助公司通过提高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来发挥技术支持的作用，而赞助政府发挥中介作用。该研究的贡献在于，一他对CDM项目产生的知识溢出和预期后果进行了因果推理。二他确定了赞助组织在知识溢出渠道中的不同角色。三他找到了支持国际气候政策协议的共同利益的证据。

第四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唐俊杰学者，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Resource Misallocation, Nominal Rigidity,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的论文报告。首先他为大家介绍了该研究的有关理论背景。目前有大量的文献表明，企业/部门层面的扭曲可以有效地解释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差距。这些扭曲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享有相同的机制即不平等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较低的聚合TFP。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存在分配不当。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没有名义刚度的实变量模型。因此他的研究问题是：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当生产侧扭曲与价格粘性相互作用时，福利后果是什么？该研究的政策意义是货币政策能否减轻因生产扭曲而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这对于那些存在隐性生产扭曲的国家的政策选择尤其重要。然后他带领大家重新回顾了在一个由企业动态构成的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资源错误分配所造成的福利后果。他通过分析表明，名义刚性的加入减轻了在无固定进入设置下的生产扭曲造成的福利损失。这是因为价格粘性阻碍了资源的部门间重新安置，从而减轻了生产扭曲的负面影响。接下来，他加入了一个内生的企业进入-退出该模型，并发现价格粘性加剧了福利损失。尽管个体价格具有粘性，但随着公司数量的变化，行业层面的价格不断变化。需求方面的扭曲被放大了。最后，他提出了一种通过恢复更有效的资源分配的最优货币政策，以改善社会福利。该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1）其主要研究了资源分配不当和名义刚性两方面，并研究了生产扭曲和价格设定摩擦之间的相互作用。（2）该研究发现价格粘性对资源不配置不当的影响可能有不同的方向，这取决于是否有公司的进出。（3）该研究发现资源福利分配的后果在文献中可能被低估。（4）该研究发现效率低下的另一个来源是：密集保证金反应不足而造成的大幅度保证金调整。（5）该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有助于减少与传统观念不同的生产扭曲造成的分配不当。

2021年第十届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云论坛”经济学院分论坛平行论坛一于2021年12月27日星期一下午在经济学院310会议室顺利举行。来自经济学院的10位教授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章维明和博士生王佑安、来自罗格斯大学的博士生薛言等3位国际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由经济学院彭斌老师主持，并由经济学院彭斌老师、孔东民老师与代昀昊老师担任点评嘉宾。

会议开始，彭斌老师首先向参与本次论坛的三位博士致以热烈欢迎，同时也表示欢迎他们未来来到经济学院工作。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章维明博士，她的报告主题是Green or Brown: Which Overpriced Stock to Short Sell?（绿色或棕色：卖空哪只价格过高的股票？）

章维明博士分别从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投资概述、文章动机、文献回顾、论文贡献、实证结果及研究结论几方面介绍汇报文章，并着重讲解了市场交易者不愿意做空过度定价的ESG股票的三个影响机制以及进行的稳健性检验。

论文研究发现公司ESG表现与高估股票的卖空需求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已知的卖空限制（例如可借出的股票减少或借贷费用增加）驱动的。相反，研究发现，做空具有高ESG得分的过度定价股票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分别为1)同步风险——多头投资者不愿卖出ESG表现更好的高估股票；2)与ESG情绪相关的空头挤压风险——当公众对ESG的关注激增时，高ESG股票会经历情绪驱动的积极价格上涨；3) ESG声誉风险——公开披露高ESG股票头寸的卖空者可能会获得不良声誉。之后，论文使用FTSE4Good指数重新构建因果关系，并发现对于定价过高的ESG股票，未来股票回报更为负面，部分原因是卖空需求不足。

汇报完毕之后，彭斌老师对该论文进行了点评，彭斌老师首先对该篇论文的贡献和结果进行了肯定，认为该篇文章为将ESG绩效纳入资产定价研究中做出了贡献，并且帮助学术界更好的理解了卖空机制与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然后彭斌老师对此篇文章是否能够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疑问。对此，章博士回应说，因为ESG投资现在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研究方向，所以此篇论文的理论支撑可能有一些薄弱，该方向现在的研究并不多，但是章博士相信她的论文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该研究方向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果出现。

之后，孔东民老师提问，在ESG之前，针对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研究更加热门，那么本篇文章中ESG和CSR到底有什么区别？章博士回应说，个人感觉这两个概念其实很相似，但是具体来说，最大的区别是考虑的角度不同，CSR主要是从公司自己本身出发怎么对社会产生贡献，而ESG是一个更加新兴的术语，它主要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入手，指在进行投资时不仅仅要考虑金融回报，还要考虑公司对社会的影响。

第二位报告人同样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佑安博士，他的报告主题是The Power of the People：Labor Union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人民的力量:工会与企业社会责任）。

王佑安博士从背景介绍、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和研究结论四个方面报告论文。王博士介绍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最近的立法表明，如果员工被赋予更多权力，公司可能会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本文通过考察员工工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来考察其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实证发现工会化会导致总体E&S分数下降3.05%至23.9%，主要是由于非会员利益相关者的类别减少。然而，工会化导致代表更好工作条件的类别增加，这直接使其工会成员受益。当工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并在接近的选举环境中表现强劲时，实证结果会被放大，从而能够推断出工会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本文还强调了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和价值最大化的本质，并建议在实施赋予一种类型更多企业影响力的政策之前，决策者应该考虑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报告结束后，代昀昊老师对此次报告进行了点评，代昀昊老师点评道这篇论文研究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即企业工会对CSR的影响，总的来说工会对E&S评分有一个负的影响，但其对内外部的E&S评分影响具有异质性，即会提高内部E&S评分，降低外部E&S评分。另外，代老师也肯定了本篇文章提出新的CSR的影响因子的贡献。同时，对于这篇文章代老师也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企业工会影响CSR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在文章的养老金分析部分，文章提及养老金是为了证明养老金是否对货币性福利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那么为什么不考虑的全面一点（比如员工薪资），而仅仅使用养老金来分析呢；三是本篇文章研究结果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工会对现实是否具有积极意义，比如文章发现工会会对员工福利产生正向影响，那么在此影响之下员工是否被激励产生更强的生产创新积极性？

对于代老师的三个问题，王博士分别进行了回复，王博士回复说对于第一个问题，工会影响CSR的途径可能比较有限，本文主要集中于由于工会为自己的成员谋福利，所以导致公司更加关注这一部分工会成员的福利，从而导致减少对外部投资者的关注。第二、之所以只论证了养老金的影响，是因为在美国背景下，所有工会成员的薪资都是由工会一起洽谈的，所以差别不大，而养老金更加能反应不同人之间的差别，因此只使用了养老金进行分析。第三、关于经济影响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所研究的CSR在测量时由于掺杂了主观评分可能无法很好的拟合实际公司的CSR表现，所以关于经济影响的分析还有所欠缺，暂时无法答复代老师的问题。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薛言博士，她的报告主题是The impact of liquidity and capital regulations on large and small banks（流动性和资本监管对大小银行的影响）。

薛言博士从背景、模型构建和研究结论三个方面进行了本次报告。薛博士报告道本文开发了一个具有异构规模的银行的一般均衡模型，以研究最佳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文章首先表明，当只有资本要求可用时，最佳政策取决于规模，即较大的银行面临更严格的资本要求。如果巴塞尔协议中的规定必须与规模无关，则表明引入流动性要求可以提高福利。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资本要求更有可能约束小银行，而流动性要求往往约束大银行，此外，文章还推导出与规模无关的最佳政策，并展示监管机构如何使用这两种政策对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为流动性要求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由：它们与资本要求相互作用，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报告完毕之后，孔东民老师对文章进行了点评，孔老师说文章讲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在实证方面是否想过更加具体一些？对此，薛言博士回复说在资本监管方面曾使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监管对于大银行来说是失效的，因此大银行本身的资本率就很高。但是在流动性监管方面，由于流动性监管是巴塞尔协议三才出现的，所以数据方面有所欠缺，实证的可行性不是很高，因此现在仍在尝试中，看是否可以通过一些计量方法弥补流动性监管的数据缺陷。

最后，彭斌老师再次对三位报告人致以谢意，并表明希望之后能有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