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黄子骄）首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潘士远教授代表浙江大学对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作为承办方做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并对张培刚论文的获奖作者表示祝贺，之后就《放开生育数量的非预期后果：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为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潘教授首先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图示法方式说明中国生育率逐渐降低这一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一胎出生数量逐渐下降，而二胎出生数量呈先平稳后上升趋势且于2015年开始超过一胎的出生数量。基于2015年放开二胎的政策背景，各省份具体实行二胎政策的时间点不同，文章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构造理论模型，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内生生育率，理论推导认为二胎放开这一政策对短期内生育率的影响无法确定，其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养育成本，其中潘教授提到至今无较好的变量刻画养育成本这一变量，该文章用CPI、教育等相关变量表示。之后的实证分析验证这一结论，并进一步发现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放开二胎的政策的确使二胎出生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对有生育偏好且对生育成本不敏感的群体来说，这一影响尤为显著，但对一胎出生率却又负向的影响。潘教授引入经济学里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合理解释这一现象，一方面，当二胎放开以后，养育成本提高，即产生价格效应，抑制每个家庭生孩子，此为负效应；另一方面，二胎放开人数增多，资产价格增加，尤其是房产的价格，即产生收入效应，促使每个家庭生小孩，此为正效应。两个效应的共存使得短期内政策的影响方向无法准确把握。文章的创新点在于其基于Barro-Becker的模型框架，将人的异质性考虑进去，即每个人对孩子数量的偏好不同。分享结束后，欧阳红兵教授称潘教授所分享的内容可以说是讲好中国本土故事的典范，因为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至关重要，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随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俊青教授对自己受到邀请表示感谢并表示非常高兴看到获奖的年轻面孔，就《扎根中国大地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为主题对正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并表示这对有志于投身学术研究的研究者们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李教授首先提出研究生需要培养的三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基本技能，即学会回答“知道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掌握什么样的内容，语言是指逻辑形式语言，可以分为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内容就是指自己研究领域特定的学科内容；这一能力的培养将会需要较长的时间，李教授认为博士阶段依旧是基本经济学思维和方法论的训练。第二个能力是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吸收和透视能力，即学会回答“为什么”，李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执教经验，从自己的角度提出现在大多数学生学习经济学过程中存在的通病——缺乏历史感，历史是产出的土壤与逻辑，了解历史对经济学的理解尤为重要，接着李教授用经济学里经典的“需求曲线”举例，提出疑问“曲线的纵轴为什么是从价格说起？”，这就需要追溯历史，找到逻辑起点就会发现这与考虑需求曲线的角度不同有关，这也很好得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在需求曲线上的差别；第三个能力是理解与批判现实的能力，即学会回答“应该是什么”，应努力了解现实拷问现实，认识到人的社会性，李教授认为这一能力也是研究者最难达到的能力，对从事教育的人来说，应将经济学教育“土货”化，培养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社会情怀；对研究生来说，应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实践，具有国际视野的感性比较与理性思考。最后，李教授强调研究者应有清晰的核心概念和大量的课后训练，结合老师们逻辑清晰的课堂，平衡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注重区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对东西方思维进行精准把握，不仅要重视前沿的研究，也要重视经典的研究，注重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学习，要意识到数学仅是一种工具，形式语言与思想性的再平衡很关键，欧阳红兵教授之后表示李教授的观点对研究生教育的启发具有深刻的意义。

随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教授就《新发展格局下中美经贸合作：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进行主题演讲，余教授首先肯定了李教授所表达的观点，并表示自己的内容可以与李教授的内容形成姊妹篇，自己有很多共通的感受。余振教授提出现阶段的研究需要“三大”，即大视野、大历史和大数据，并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的中美经贸合作，给大家理解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从1784年美国第一批代表访问中国到1843年中美外交的开始与《望厦条约》再到1902年美国与中国的开放，余教授认为从古至今中美经贸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很多都没有变过，其中个人因素也很重要，且中美关系不不仅包括经贸关系，还包括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关系。最后，余教授从贸易、金融和投资三个方面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认为未来应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之后，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倩教授就《融资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研究》的主题展开演讲。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中介效应，即融资约束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抑制企业创新研究，先从理论上推导得到初步结论，之后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创新产出，用专利授权量表示，解释变量为融资约束，中介变量为数字化转型水平、资产负债率和研发投入，使用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最终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国企创新对外源融资的依赖度比非国企更高（2）融资约束阻碍了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并通过数字化的中介效应抑制了创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对创新有显著促进，但超过门限后促进作用大幅下降（3）国有企业数字化并不能缓解融资约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4）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的抑制。文章整体上主要有两部分的贡献，一方面拓展了G-S模型，证实数字化转型缓解了融资约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比较国企和非国企在该影响路径上的区别，即数字化转型缓解了融资阻碍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这在国企与非国企之间存在异质性。

最后，《管理世界》编辑张世国对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作为承办方做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并就《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目标不同方案的比较分析》进行主题演讲。张世国编辑表示中国碳排放的两个目标标志着我国碳减排政策思路的重大转变，即从碳强度约束为目标的政策思路转变为以碳强度和碳总和为主要约束的总和目标的政策思路，文章模拟四种情景，即2025低值单峰情景、2025高值单峰情景、2027中值单峰情景和2025-2027平台型达峰，使用CGE模型模拟这四种情景的碳排放量平均变化（亿吨），GDP增速平均变化（%）以及居民消费平均变化（万亿），通过比较得到以下结论（1）综合考虑碳减排强度目标和经济可承受力，2025-2027平台型达峰情景相对最优，该情景为2021-2015年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在2025年达到碳排放峰值114亿吨，之后保持不变直到2028年开始下降，到2030年下降到110亿吨；（2）从经济影响方面考虑，2025-2027平台型达峰情景也是相对最优，GDP增速下降幅度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