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黄子骄 秦晖）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平行论坛第二个专题——数字经济专题论坛于11月6号下午2:00-6:00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利举行，超过200人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蔡跃洲，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董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民建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政协常委韩明春等11位发言嘉宾分别作了精彩分享，论坛主持人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陈斌教授。此次论坛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创建40周年庆典暨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的系列活动之一。

首先，陈斌教授做了开场致辞。陈斌教授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在未来三年的工作计划。与会嘉宾对中心成立表示祝贺，并表示在未来将鼎力中心的发展。

本次数字经济论坛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共有四位发言嘉宾，第二单元主要聚焦于数字治理与平台发展，一共有七位发言嘉宾。

第一位发言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蔡跃洲。蔡主任以《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及结构分析》为题目分享最新研究。他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比较现有不同方法框架下的数字经济测度值发现了数字经济测度实践中的差异问题。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蔡主任认为首先需要界定数字经济的内涵边界，区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概念，深入理解数字经济的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特征。在此理解基础上，蔡主任提出一种新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测算，一部分是数字产业化（数字部门）的增加值测算，另一部分是产业数字化（ICT渗透效应）的增加值测算，分为ICT替代效应和ICT协同效应两部分并采取“先增量后总量、先贡献度后规模”的原则将数字部门以外的传统产业分给17个细分行业，将增长核算、计量分析等定量工具相结合分行业测算，利用计量经济学回归方程中的R平方将ICT的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从TFP中剥离出来。经测算得到2020年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为19.14万亿，其中数字化产业比重为9.4%，产业数字化比重为9.5%。以2018年为例观察数字经济的结构性特点，蔡主任还发现2018年产业数字化占传统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8.8%；分行业来看，仅有“非ICT机械”、“建筑业”、“金融和保险业”3个行业超过整体平均水平在产业数字化方面的贡献达到54.4%，而“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化学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占比甚至不到3%，所以蔡主任认为加大ICT对传统行业渗透可成为未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后蔡主任也对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与增速进行了预测，认为2025年数字经济整体名义增速可达10.8%，数字产业化名义增速可达9.2%，产业数字化增速可达12.3%。最后，蔡主任认为数字经济现阶段的测算本质上都没脱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惯性思维，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难以对数字经济这样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的运行状况给予全面的展示，未来相关领域研究者应对这个方面给予关注。

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董凯。他的分享题目为《国家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解读和趋势研判》。首先，董凯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对于智能制造的定义、发展路径、目标与“十四五”重点任务”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董凯介绍到，规划明确指出，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关乎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地位，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也会围绕四个聚焦开展一系列的工作，分别是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其次，董凯还给出十大趋势的解读，趋势一是工业数据将成为新时期智能制造发展的核心要素。相应地，安全性将成为企业智能化升级决策的重要依据。趋势二是工艺数字化将成为新时期智能制造发展的突破口。即，工艺是核心技术，工艺数字化是实现装备数字化的关键。其中工艺数字化具体是指从参数优化、反馈补偿、智能迭代、工艺仿真、数值模拟、方案比较、复合工艺到工艺装备的整个过程中的数字化过程。趋势三是新型智能制造装备将成为新时期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董凯强调未来的趋势大概率是“人机协作”而不是“机器换人”，协作机器人目前作为一种新型机器人正处于新技术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发展的变革期。趋势四是工业软件将成为新时期 只能制造发展的核心引擎。以机理模型为基础的智能工业软件。趋势五是融合发展的下一代工业网络将成为新时期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基础。趋势六是“自下而上”生长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构建新时期工业操作系统。趋势七是边云协同将成为新时期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主要路径。董凯认为，智能制造企业需要在标准化和非标准之间找寻到平衡点。“不可复制的没有未来”，“最终不能标准化的没有出路”。趋势八是基于工业电商平台的“端到端”价值链贯通将引领新时期只能制造发展的新模式。董凯认为，工业后服务市场将成为新时期智能制造发展。趋势九是全价值链精益管理是新时期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石。趋势十是生态体系建设将成为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

第三位演讲嘉宾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民建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政协常委的韩民春。韩明春教授的分享题目是《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发展》。首先韩明春教授在明确技术与经济的内涵基础上，剖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经济利益问题。从经济学视角看，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性的替代，例如把人工智能视为生产要素扩展性的技术，或把人工智能视为实现自动化生产方式的一项技术，之后韩教授从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剖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关系。接着，韩教授就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机制问题展开分享。韩教授指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明确提出的大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革命在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中具有巨大的潜力。韩教授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要素协同驱动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二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优化。最后，韩教授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享了对现代人工智能驱动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思考。

第四位汇报的嘉宾是来自中山大学的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谢康，其分享题目为《数字经济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谢康教授首先介绍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和对其主流的评价维度。在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机制方面，谢康教授认为，数字经济分别从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提质升级、经济绿色增长三个方面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效应和经济增长的质与量的平衡的发展。最后，谢康教授与线下的陈斌教授、龚强教授等师生针对有关美的、海尔和格力三个企业市值大小的问题展开了互动，引出了自己跟踪了十五年的研究对象——美的，对其进行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谢康教授指出，根据研究，美的用五年时间（2010年-2015年）进行了数字化创新，期间美的不增加营业收入的水平下，产品品类减少50%，产品型号减少50%，渠道库存降低52%，员工人数减少46%，人均效益提高92%，净利润提高105%。之后美的又用了五年时间（2015年-2019年）进行了智能化创新，使得营业收入增加101%，制造效率增加70%，生产损耗减少72%，品质提升20%。最后，谢康教授根据对美的的案例研究以图示化的方法总结出数据重构既有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微观实现机制。

第五位发言嘉宾，也是第二单元的第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众邦银行的程峰行长，其分享主题是“小银行，大生态”。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了产业拓展期，促使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进行了大变革，数字化的趋势已经席卷所有行业，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首当其冲。众邦银行是全国首家互联网交易银行，综合运用区块链，物联网和5G等新技术，创新各类供应链金融产品，改变传统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产品创始理念，构建了全新的“N+1+N”信用融资模式，实现产业链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的四流合一，打造众邦银行创新的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成立四年时间，众邦银行形成了四大产品体系：强场景的众链贷，泛场景的众商贷，房抵的众微贷以及特色场景，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数字化大生态。数字化背后是系统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从顶层设计，组织架构以及管理体系的设置，业务系统以及平台的建设，风控，运营管理，科技顶层架构，进行全流程系统性的变革实践，众邦银行创造了一个数字赋能商业银行的创新模式。正如《bank4.0》的作者布莱特·金所说，银行服务无处不在，就是不在银行网点，未来要打造开放银行，基于此，众邦银行也提出了超级平台加双核四驱的产融生态的战略，志在打造数字化驱动、科技赋能的开放型数字银行。程峰行长最后说到，银行数字化之路，是大浪淘沙，唯有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稳步推进、敏捷行动才能掌握主动！

第六位发言嘉宾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龚强老师，其分享的主题是《数据交易的悖论与突破》，龚强老师说到，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数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以全球第一家数据交易中心贵阳交易中心为例，龚老师介绍了“数据孤岛”——数据交易的悖论，在现有技术下，数据具有不完全契约、产权不明、授权复杂等特征，数据安全和数据流通存在障碍，而龚老师提出随着隐私保护计算技术等的发展，数字交易的悖论可被打破，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技术环境下，分析方无法将数据输出到技术环境外，因而数据安全和数据流通并不相悖，数据安全本身甚至可以创造数据价值。通过数据规模和数据时效性来衡量数据的价值，将传统的“数据所有权”和新技术下的“数据使用权”交易方式建立贝尔曼方程进行对比，在两种交易方式下，所能产生的有效数据和社会财富也是不一样的。最后，龚老师提出，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如果能成为数字交易中心，也一定能成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所以坚定不移地推动数据安全核心能力建设、完善技术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七位发言嘉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三希老师分析了我国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具备发展平台经济的条件，国家也非常重视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所以平台经济是非常具有前景的，而当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规模小、发展滞后、应用场景分布不平衡。李三希教授认为原因在于产业数字化程度比较滞后、产业链中数据规则不完善、相关企业缺乏产业互联网的思维，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底层关键技术缺失、基础研究薄弱。我国核心技术缺失的原因，李三希教授总结为：基础研究薄弱、数字经济创新人才缺乏、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健全，资本回报率落差导致资本更倾向于商业模式创新，而非核心技术的创新。李三希教授总结了我国目前平台经济的治理与监管存在的几个重要矛盾：首先，在平台经济发展上面，传统经济中发展不规范的问题得以放大；第二，平台于具有企业与市场的二重属性，因此平台企业与平台市场中的参与者存在矛盾与冲突；第三，平台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比如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和商家对其的依赖性所产生的二选一问题，猎杀式收购以及自我优待；第四，平台经济在使用数据的各个阶段都会存在数据安全问题；第五，平台进入金融领域产生了不规范，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长此以往，可能会产生技术风险、消费欺诈、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问题；第六，数字平台相关监管体制的不适应问题，比如传统的经济监管体制有所滞后，政府监管行为不规范等，平台中要素市场建设不完善，存在数据安全，数据垄断，个人隐私安全等问题。基于此，李三希教授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并表示规范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对数字平台进行规范，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挑战，才能够促进平台经济的长远发展。

第八位发言嘉宾是格利食品网的总裁李军棉女士。她分享的主题是中小企业如何数字化。数字化经济是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产业链条中，众多中小企业更是在产业链两端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而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着众多难点：规模小，基础薄弱；创新弱，经费少；认识模糊，思维保守；数字化人才不足。中小企业面临着以上困难，需要有效、快捷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打造产业数字化交易服务平台，让细分企业入驻在不做大改变的前提下，实现最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以格利的大农业产业的数字化交易服务平台为例，李女士介绍了针对农业全产业链实体专属，打造产业互联网，让新批发、新代理各角色入驻，能够满足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条闭环模式。这样的产业数字化交易服务平台的技术特征：中心化，以数字技术重塑上中下游之间的流通模式，实现短供应链的落地运营；去中心化，以数字技术赋能，在独立站、全套的电商系统让企业激活存量。格利的农业产业数字化探索，整合各种配套资源，新批发，新代理的创新模式，打造了短供应链，实现了生产，流通以及节点全流程追溯，保障食品安全。李军棉女士最后以联合众诚（水产）有限公司为例，介绍了年轻的人才如何进入农业领域进行数字化电商创业，并鼓励青年人才进入农业数字领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九位发言嘉宾是刘文静老师，她是暨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基于法学的视角带来她对于数字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的角色认知。刘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数字经济中公共产品的市场需求与政府供给的对比，并对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争议做了对照。争议中最受关注的是数据确权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而数据确权是为了能够流通，流通才能创造价值。刘老师认为数据和信息都可以成为技术，都可以成为生产要素。针对数据确权，刘老师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供大家探讨：“确权”是不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唯一途径？明确数据处理的主权是不是数据的确权？刘老师还通过对《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中的条文解读，说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化中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角色。刘文静老师提出，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重点关注：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安全，因为私权利主体控制下的数据处理如果危及到国家安全，就会进入到了公法监管的领域；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如何进行弱势群体的保护，竞争秩序的长期效应监管；科技伦理的问题；监管滞后、手段简单等，这是政府应该进行尽快完善的部分。最后对照DEPA，刘文静老师展望了数字经济政策立法的走向，其中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安全问题，新趋势和新技术等是应该得到重点关注的。

第十位发言嘉宾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曲创老师，他分享的主要内容是平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差异化监管。曲创老师介绍了欧美近年来对平台监管的行动和出台的相关法案，中国也连续出台多份反垄断指南、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加强监管。各国都在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督，是因为平台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平台经济的阶段性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从增量竞争转入存量竞争，在增量竞争阶段，各平台共同增长，而在存量竞争阶段，就开始需要争夺竞争对手的客户，比如用户单归属策略，平台势力的跨市场滥用，差异化定价，猎杀式并购等，都是在争夺对方用户的一些策略。平台个体的特点是规模大，占领市场份额比较高，资金实力强，主导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明显，随着阶段性的变化，我国平台监管的演变从“包容审慎”到“科学有效”再到“规范发展”，“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因此，曲创老师提出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平台的监管应该遵循差异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基于不同行业进行差异化监管，比如对医药，青少年健康，就要进行严监管；基于不同平台规模进行差异化监管，对于大型平台和中小型平台的监管是不一样的；基于平台间竞争和平台内竞争的差异化监管，比如平台的经营者和平台内商家之间的竞争的监管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是对平台势力跨市场滥用的监管。这是未来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精细化监管的一个主要思路。

第十一位发言嘉宾是腾讯经济研究院的顾问吴绪亮老师。他总结了几个平台经济的问题，并与会者进行探讨。这些问题与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可能会导致混乱。首先是关于平台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吴老师提出了五个关键词:平台，数据，竞争，创新，生态。平台的边界、数据如何进入经济系统、平台垄断的问题、商业创新不能仅仅通过专利数来衡量那么创新如何衡量，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强生态如何营造以及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数据实证经济学，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方法是否还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实证分析，是否要寻找新的实证方法来检验，当下大数据是高频的、连续的、高维的、海量的、非结构化的，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是否适用于当下数据。第三个是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对核心的规律、底层的逻辑进行一个总结，对于包括企业的，行业的，区域的转型是具有指导作用的，因此需要权威的方法论的出现。第四个是宏观经济学，数字经济时代的各种变量如何影响经济，在跨国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时代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等相关经济理论是否还适用，最后是数字理论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可以分为发展和监管，发展的问题在于理解数字经济的核心规律和底层逻辑，这样才能明白政府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承担的角色是什么。在监管上，吴老师建议经济学者应该更多的发声，才会对平台经济监管的完善有更多的帮助。吴绪亮老师最后说道公共政策归根到底是一个福利，分析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在数字经济时代还适不适用，用数字福利经济学来看待发展和共享，局部与动态，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