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梁）第九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3组论文研讨于2023年6月17日下午14：30在经济学院404教室顺利举行。本组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易鸣副教授和叶巾祁副教授两位老师担任点评嘉宾，来自浙江大学的薛浠榕、华东师范大学的闻静、华中科技大学的詹智鹏和陈梁分别进行了精彩的汇报。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浙江大学的薛浠榕，她的论文题目是《“一技在手，吃穿不愁”：数字化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该文探究数字化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渠道，并从数字技术细分领域的角度探索数字化结构升级的具体技术方向。她的研究发现，数字化结构向技术端升级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和网络关注效应是三个重要的作用渠道。针对作用渠道开展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储备较低和外界关注程度较低时，该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针对非线性关系进行探究，发现少量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需警惕因数字化结构过度升级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化结构向大数据技术方向升级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最强，向区块链技术方向升级具有阻碍作用，但非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偏向单独技术没有显著影响，数字技术优势组侧重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是有利的。

报告完毕后，叶巾祁老师和易鸣老师分别对这篇论文进行了点评。叶巾祁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和建议，一是企业价值同时体现了资产和预期，预期是如何体现；二是为什么剔除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数据样本；三是工具变量的选取可以进一步考虑全样本的均值；易鸣老师随后提出了几个问题和建议，一是利用企业托宾Q值衡量企业价值，可以考虑排除宏观因素的影响；二是建议进一步讨论数字技术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薛浠榕分别进行相应的回应。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闻静，她的论文题目是《ICT与CO2排放能实现双赢吗？来自中国电信普遍服务的证据》。考察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环境表现有助于解决气候问题。该文基于交错双重差分（DID）模型，重点研究普遍电信服务（UTS）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UTS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她通过机制分析发现，UTS通过增加能源消耗、提升第二产业占比和导致人口迁移而加剧了二氧化碳排放。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抵消这种负面的环境绩效。此外，UTS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在低收入和市场一体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更明显。

报告完毕后，叶巾祁老师和易鸣老师分别对这篇论文进行了点评。叶巾祁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和建议，一是工具变量的选取，财政压力是否会带来新的内生性干扰，二是标题里面的“双赢”与本文的研究并不契合，可以适当调整；易鸣老师提到，一是考虑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传统库兹涅茨曲线之间的关系；二是生产ICT设备产生实际能耗的地区可能不一定是电信普遍服务的试点地区，可以考虑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其他非预期影响。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詹智鹏，他的论文题目是《数字基础设施可以赋能城市出口升级吗？——基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论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升级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升级有显著贡献，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生产效率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效应、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和激励创业来促进城市出口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毗邻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出口升级没有显著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赋能“一带一路”倡议、特定经济地区设立等政策目标的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出口升级效应不仅对加工贸易有效，对城市一般贸易的技术含量提升同样有促进作用；技术差距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出口升级效应的影响呈U型，意味着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位于技术梯队末尾的城市进行技术追赶。

报告完毕后，易鸣老师和叶巾祁老师分别对这篇论文进行了点评。易鸣老师提到，为什么选取1984年城市的邮局数量作为智慧城市试点的工具变量。随后，叶巾祁老师提到，为何选择排除一些相关政策，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更好一些；传统DID的处理可能并未产生实质作用。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梁，他的论文题目是《数字技术应用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该文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与检验突破新“索洛悖论”的现实路径。他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效破解数字时代的新“索洛悖论”，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和市场匹配效率，以及降低运营管理成本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强于制造业企业，有利于治愈服务业“鲍莫尔病”，对高市场竞争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将引致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强化了数字技术应用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基于不同数字技术来源的影响差异发现，底层数字技术会出现新“索洛悖论”。数字技术应用不仅提高了企业收入，还能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分配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非管理层平均薪酬的下降。

报告完毕后，叶巾祁老师和易鸣老师分别对这篇论文进行了点评。叶巾祁老师提到，论文标题里面有“索洛悖论”，引言部分可以补充相关论述，突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为何剔除高科技企业样本，需要进一步说明其原因；为何采用文本分析法来测度数字技术应用，而未采用其他相关定量指标。随后，易鸣老师提到，“索洛悖论”属于传统的观点，可以进一步细分企业生产率的来源进行讨论。

至此，第九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3组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