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袁峥嵘）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第9组论文研讨于6月18号下午15:30-17:20在线上顺利举行。来自四川大学的陈欣媛、江西财经大学的刘叩明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储怡菲分别就其工作论文作了精彩汇报，论文点评嘉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沈淑琳老师和杜立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四川大学的陈欣媛，她的论文题目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当地农民新业态灵活就业了吗？—基于“数字乡村”指数的分析》。陈欣媛同学主要从研究背景、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阐述。“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文章将县级层面的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个体数据进行匹配，检验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当地新业态灵活就业的带动作用。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指数提升1单位，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参与户籍所在市新业态灵活就业概率上升14.1%，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包容性和普惠性，对女性群体以及低社会资本群体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不仅如此，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能够对同一市级范围内其他区县的新业态灵活就业也产生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信息化下农村劳动力收入状况改善、风险态度转变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拓宽就业搜寻成本降低是新业态灵活就业的内在动力，乡村数字化建设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数字化发展及乡村数字化治理为新业态灵活就业创造了外在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增加三产融合的新业态发展，创造新业态灵活就业机会；第二，逐渐消除职业二元对立观点，优化制造业就业环境；第三，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可雇佣能力，干中学或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其数字化素养和技能；第四，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就业质量，促进高质量灵活就业。文章的研究为“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优化方向建议。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首先对陈欣媛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沈淑琳老师指出，文章的内生性问题可能要更为关注。如果一个地方的数字乡村更发达，那么会有很多因素来同时影响数字信息化建设和居民就业等，建议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陈欣媛同学就文章内生性检验等问题与老师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刘叩明，他的论文题目是《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刘叩明同学主要从选题意义、内在机制、实证检验等进行阐述。文章基于机器人的技术特征及其就业的异质性影响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客观评估了机器人应用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首次在企业层面确认了我国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并进一步地从微观个体层面和宏观城市层面上检验了内在机制和影响渠道。如何更好地利用机器人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机器人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鲜明的群体异质性特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表明，由于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的替代弹性不同，机器人使用将导致非常规任务就业增长，常规任务就业减少，产生就业极化效应，且这种极化效应在机器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机器人进口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常规任务劳动力，机器人显著促进了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形成就业极化效应。而且，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机器人确实是通过常规任务岗位替代效应和非常规任务岗位创造效应导致了就业极化。此外发现，机器人更多体现的是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RBTC）而非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BTC）。文章深化了机器人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理解，为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报告完毕后，杜立老师首先对刘叩明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指出一些问题和建议。杜立老师指出，就业极化是一个宏观概念，即高技能劳动力比较较易找到工作，中技能劳动力找工作较难。但文章所用的数据和解释变量等去用就业极化解释现有的回归结果，只呈现出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变化，部分行业的劳动随着机器人发生一些变化。建议文章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细分，将高技能劳动力和中技能劳动力进行区分。刘叩明同学就实证检验问题等与老师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储怡菲，她的论文题目是《老龄化与农地流转合约稳定性关系研究》。储怡菲同学主要从问题提出、分析框架和数理模型推导、实证结果及影响机制检验等进行阐述。农地流转合约稳定性关系到农业经营者对农地的长期投资。文章基于农地决策主体的代际转移视角，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对家庭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以此阐释老龄化与农地流转合约稳定性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地转出决策存在阶段异质性影响，在老龄化的第一阶段会促进农地转出，在第二阶段会抑制农地转出。当老年人处于老龄化第一阶段，尚具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会由于其自身劳动能力衰退逐渐退出农业生产，从而转出农地；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年人开始需要子女提供生活照顾，农地的决策权从老年人转移至返乡照料老人的中青年，年轻人则更倾向保留土地自我耕种，从而不会转出农地。老龄化引致的农地决策权利代际转移使得家庭农地流转决策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造成了农地流转合约的不稳定。对此文章认为，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维护农地流转市场稳定的关键之一。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首先对储怡菲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给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沈淑琳老师指出文章中是否有衡量农村养老问题的变量。具体地，文章区分老龄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差别？现在文章的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子女要回家照顾老人，因此他可能会考虑农村就业和土地耕种等问题。但现在在一些地方会设有农村养老院等，这样可能会打破假设。因此，是否有这样一个变量去体现文章核心逻辑。储怡菲同学就核心变量问题与老师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