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袁峥嵘）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第8组论文研讨于6月18号下午15:30-17:20在线上顺利举行。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石鑫、华中科技大学的李刚、中国人民大学的汤龙和浙江大学的邵景润分别就其工作论文作了精彩汇报，论文点评嘉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叶巾祁老师和贾潇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石鑫，他的论文题目是《加强劳动保护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经验研究》。石鑫同学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假设、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展开阐述。文章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劳动合同法》出台为标志的劳动保护加强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与生产型劳动力占比较低的企业相比，生产型劳动力占比高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更多，且该效应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劳动力流动水平较高的地区及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中相对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推动企业用机器设备替代生产型劳动力的同时，促使企业增加对技术和研发型劳动力的雇佣，这揭示出劳动保护加强促使企业技术和研发型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提升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原因。文章识别出了劳动保护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并厘清了劳动保护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律制度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报告完毕后，贾潇老师首先对石鑫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然后提出一些建议和疑问。第一，文章指出有较强劳工保护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来主动调整劳动力雇佣结构。那么是否可以看到企业创新提升或新型产品数量增加？第二，文章提及《劳动合同法》引致的机器换人从总体来看并没有损害劳动收入份额，但可能只是体现在高教育水平或研发型人员中。真正受到法律影响的可能是生产型劳动力，那么他们的雇佣情况如何？是否实际对他们的劳动份额有所削弱？第三，提出政策建议时可以更具体，更谨慎一些。之后，叶巾祁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当企业成本提高后，可能会直接缩减它的规模，这样就会导致其职工人数减少，那么文中提到的比例可能是上升或不变的，这样的现象如何在文中体现？或如何解决？其次，文章的样本选择的是上市公司，且上市公司受到的监管力度也较强，因此，样本是否会不具有代表性？是否有更为普通的公司数据进行检验？石鑫同学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和解释后，表示会采纳老师们的意见并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李刚，他的论文题目是《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吗？——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李刚同学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假说、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阐述。随着信息通讯技术（ICT）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地区日趋普及，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习惯正在加速转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规模和结构两个层面定义消费升级，构建内生转换（ESR）模型，探究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从支付便捷性、增强消费意愿两方面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显示：其一，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规模，改善其消费结构；其二，与不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家庭相比，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家庭预期生存型商品消费份额下降0.381，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份额将上升0.420，表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可显著改善家庭消费结构；其三，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移动互联网通过提高支付便捷性、社交联系增强消费意愿机制发挥作用；其四，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互联网对消费升级促进作用随使用年限增长而边际递减，呈现“倒U”型。文章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此，文章认为应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同时，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守护移动支付和网络购物资金安全，促进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在农村地区普及，通过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报告完毕后，贾潇老师首先对李刚同学的报告提出问题和意见。第一，文章的结论来自于财富效应还是替代效应？第二，文章的对照组是不是同一年龄分布的人群？因为如果人群的分布不同，那么他们对第一类消费品和第二类消费品的需求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区别。第三，文章指出以往研究会经常忽视农村人口的消费结构问题，那本文的结果与城镇人口的影响差别在哪里？李刚同学表示论文初步完成，后续会进一步完善。之后，叶巾祁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首先，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文章的创新点在哪里？其次，文章的内生性问题通过目前的方法并不能较好地解决处理，建议进一步思考。最后，互联网对消费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是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和普及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居民消费，但文中的机制并未对其进行相应讨论。李刚同学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和解释后，表示会采纳老师们的意见并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汤龙，他的论文题目是《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能减缓要素外流吗？——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为例》。汤龙同学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假设、实证检验等进行阐述。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发展和要素支持。文章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村资本和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电商示范县政策可以显著减少农村人均资本外流，并吸引人口流入，该效应会因各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程度、要素流动水平、三次产业比重以及城乡距离等因素而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发展电子商务通过促进农户电商创业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并主要以提高人均贷款和常住人口增加额的方式来减缓农村要素外流，且农村电商的资本与人口外流降低效应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作用。各城市示范县数目和比例的增加会使示范县对非示范县的资本流动产生虹吸效应，而对其人口流动则产生溢出效应。为更好的发挥农村电商效果和推动乡村发展，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和农村产业支持力度，持续完善农村电商生态系统，增强农村地区的要素吸引力和承载力，积极引导城乡要素互流，以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农村产业支撑和要素保障。

报告完毕后，贾潇老师首先指出文章中人均资本流出额的定义方式为每年的人均储蓄增加额和人均贷款增加值的差值衡量，那么该指标的衡量依据是什么？就文章核心指标衡量问题与汤龙进行了探讨。随后，叶巾祁老师指出，文章中较少提及政策本身，比如政策如何帮助这些地方进行电子商务的发展等？建议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补充说明。最后，叶巾祁老师围绕模型试验设计问题与汤龙进行了探讨。贾潇老师也建议汤龙同学参考国外期刊文章就模型设定进行相关处理。汤龙同学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和解释后，表示会采纳老师们的意见并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四位报告人是浙江大学的邵景润，他的题目是《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土地情结的探讨》。邵景润同学主要从文献综述、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机制探讨等进行阐述。文章以农地禀赋效应为出发点，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够有效促进土地流转，综合融入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土地流转的概率增加10.5%。倾向得分匹配和分组回归证实了基准系数的稳健性，使用IV-Probit模型处理内生性后估计结果依然可靠。中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居住、子女教育等客观融入能部分地降低农民工对土地的生存依赖，但不能降低土地情感依赖；身份融入和社会融入等主观融入能削弱农民工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和情感依赖。研究认为，推进土地流转需坚持如下思路：一是应该从城乡两大范域同时考虑土地规模化问题；二是应该给予农民工在城居住、子女教育等客观福利以促进土地流转；三是应该切实考虑农民工在城市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农民工能够通过努力在城市有尊严的活着，如此才能削弱其对土地的情感依赖。

报告完毕后，贾潇老师首先对邵景润同学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第一，文章介绍中有提到农户转让土地时会倾向于提高出租价格，但后文并没有进行实际探讨，在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可以去对价格溢价和土地情结量化进行研究。第二，在政策建议方面，应该得出一些有关补充或其他效应的一些建议。第三，文章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解决内生性问题时，用的是同乡其他人水平，因此，可能其本身就是受到同本地区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影响，那其实就不能够完全排除掉，比如说有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最后，贾潇老师就农户新定居地点与家乡地理距离，或者文化距离差距，建议对文章可以进行进一步补充。随后，叶巾祁老师对文章的主题表示肯定，之后并提出相应疑问及建议。叶巾祁老师指出，文章中的主观融入和客观融入之间是有联系的，通过回归结果也很难将其区分出来，此外，建议使用更多年份的数据。邵景润同学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和解释后，表示会采纳老师们的意见并进一步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