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苹）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3组论文研讨于2022年6月18日下午13：30在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讨论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代昀昊和周记顺两位老师担任点评嘉宾，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黄璐、河南大学的赵阳、中国人民大学的武翰涛、王炜哲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韩阳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第一位作报告的研究生是来自的山东财经大学的黄璐，她的题目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证据》。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有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设计，而其实施成效如何亟待验证。本文基于我国261个城市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并通过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试点政策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投资结构改善和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技术进步，并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技术效率，而行业竞争效应和企业间的进入替代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规模效率的主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本研究为中国情境下“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创新型城市试点在我国的进一步推广进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报告完毕后，代昀昊老师首先肯定了黄璐同学的论文，然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和问题：（1）城市试点是否能作为一个外生政策？试点到底是不是随机的这个都需要更多介绍。（2）机制检验方面还需要控制企业层面的个体效应（3）现在有很多做创新城市的文章，所以这篇文章的创新点还需要加强。之后，周记顺老师也给予了一些建议：（1）在创新型城市的分类和甄别上还要做得更细一点。（2）目前经济增长质量用的比较多的是TFP，但这个不是很全面。（3）创新点需要再凝练。黄璐同学对老师们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并感谢老师们的建议。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来自河南大学的赵阳，他带来了题为《收入差距，风险态度异质性与无风险利率之谜》的论文汇报。本文对C-CAPM中的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假设提出了质疑，提出单一消费者与现实不符可能是导致无风险利率之谜的原因。本文引入普通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代表性消费者来体现风险态度异质性，从消费者总体帕累托最优的角度出发，推导出新C-CAPM和新无风险利率方程，并与原C-CAPM和原无风险利率方程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新假设条件下的无风险利率方程进行检验，对无风险利率之谜重新进行了解释。结论表明，消费群体风险态度异质性假设下，新C-CAPM背后的决定因素变为普通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消费者的随机折现因子和资产回报率组成的协方差；无风险利率由普通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组合耐心程度、中等收入者对经济增长的态度、中等收入者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共同决定，高收入者对无风险资利率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消费群体风险态度异质性可能是原C-CAPM的无风险利率无法解释现实的原因。在实际社会中随着中等收入者收入的增加，其对风险的态度愈发向高收入者靠拢，会导致其相对风险厌恶系数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设置为0.6可以较好地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

报告完毕后，代昀昊老师对赵阳同学进行了提问：文章根据传统理论做假设时选择的群体其实是一个代表性群体，而结果中正好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这是否反过来验证了传统理论？这是对已有结论进行的扩展还是基于原有结论的解释？之后周记顺老师也提出两点建议：（1）引言里的结论需要更清晰的表述。（2）为什么要将代表性群体这样划分需要进一步解释。赵阳同学老师们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并感谢老师们的建议。

第三位是来自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武翰涛，他进行了题为《机会结构、社会规范与族际婚姻：一个结构婚姻市场模型的构建与估计》的论文汇报。基于简约式方法和结构模型，将机会结构、社会规范效应以及婚配偏好从婚姻匹配过程中分离出来，以解释近年来我国族际婚姻率的下降。利用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机会结构的外生变化，验证了少数民族族群密度的增加导致族际通婚率下降。为理解这一现象，通过纳入婚姻偏好和社会规范，本文扩展了Choo & Siow（2006）结构婚姻市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民族-教育的二维同质婚配效用要显著高于其他婚配类型，意味着婚姻市场存在较强的正向搜寻；第二，社会规范既强化了教育同质婚配也增加了族际婚姻的可能，且这种效应对穆斯林民族男性的影响最大；第三，跨族通婚中存在民族互补性，但这种互补性会依受教育程度而异，高教育夫妻的民族互补性最低，即提升教育具有降低族际通婚壁垒的效果。本文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缓解不平等并加强代际流动性具有政策启示。

报告完毕后，代昀昊老师首先肯定了武翰涛同学的论文，并给予了他一点建议：文章中的结论都比较符合预期，但重要的是寻找机制去解释，虽然后面有机制，但解释的不够清楚。之后，周记顺老师也给了一点建议：文章题目似乎与内容不够匹配，需要再斟酌一下。

第四位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炜哲，他带来了题为《贤得所用：体制引力、人才配置与高质量发展》的论文汇报。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中国的人力资源配置仍然存在一定的扭曲，例如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体制热”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奖励结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体制引力概念，并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创设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刻画体制引力的关键机制。进而通过构建省级层面体制引力指标，结合2000-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体制引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体制引力显著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2）以2015年颁布的“限薪令”作为体制引力下滑的拟自然实验，发现“限薪令”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结论。（3）机制分析证明，体制引力通过人才体制内配置的诱导效应来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4）异质性分析则进一步检验了体制引力的理论逻辑和微观基础，并发现体制引力诱导了精英向国有企业的过量配置，对信息金融业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更强的抑制作用。本研究对理解人才配置的体制原因和面向人才配置效率改进的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报告完毕后，代昀昊老师首先肯定了王炜哲同学的论文，并对他提出一点问题和建议：（1）模型中将其刻画成体制与非体制两种，而数据上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数据，但这个只能划分为国企和非国企，是否会存在一点问题。因为非体制还包括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等。（2）体制内对于人才的吸引可能会导致企业的TFP下降，这是从整体大环境而言的，但这不一定是因果关系。（3）关于限薪令还是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之后，周记顺老师也进行了补充：（1）体制内，比如公务员，国家是定岗的，也只能吸引一部分人。文中结论有点不符合现实。（2）将高素质人才吸引后通过政府高效率的运作，反而也可以增加TFP。这些需要再考虑一下。王炜哲同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最后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韩阳进行汇报，他的题目是《从预测到解释——一个新经济分析框架及其应用》。本文将时空融合转化器（TFT）算法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预测领域并提出了从经济预测到经济解释的新分析框架。为了更为具体地阐述上述研究思路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可行性，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经济、各大产业以及70个细分行业的中国宏观经济系统，从扩展后的终端产品（GFP）视角出发并围绕需求侧指标与产出指标的跨期动态关系进行了较经典计量模型和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深度学习算法更为准确的产出指标预测。基于上述预测结果，本文进一步将TFT模型“打开”，通过其内部的变量选择网络和多头注意力权重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勾勒出了中国经济在近三年不同发展阶段、尤其是疫情冲击背景下的增长动态。

报告完毕后，代昀昊老师首先肯定了韩阳同学的论文，并对他提出一点问题和建议：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这类方法都会遇到一个黑箱问题，对于这个文章的预测效果能否有个更好的解释？韩阳同学对老师的问题进行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