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苹）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1组论文研讨于2022年6月18日下午13：30在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讨论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朱晓璐和易鸣、《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梁华三位老师担任点评嘉宾，来自武汉大学的赵浩权、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安兴、上海财经大学的匡浩宇、清华大学的吴清扬和暨南大学的张文赞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来自武汉大学的赵浩权首先报告了他的研究《企业信贷环境异质性与金融错配——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中结构性问题凸显，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信贷环境异质性导致我国存在严重的金融错配问题。本文在此现实背景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银行信贷在数量端与价格端对两类企业的非对称影响，并建立了包含该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我国的金融错配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由于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的差异，银行信贷的数量与价格冲击均对两部门企业造成了非对称影响；第二，信贷异质性带来的金融错配问题严重限制了我国经济增长。第三，定向扶持民营企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不利冲击下的经济衰退，相比之下，现阶段价格型调控的政策空间与政策效果优于数量型调控。

报告完毕后，朱晓璐老师充分肯定了该论文的现实意义，然后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1）对于文中缩小利差的数字模拟部分中利率楔子缩小为0时，两类企业利率得到一个相等的水平。那么模型反应的国企面临的利率上升和民企面临利率下降的过程，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2）市场出清条件部分应该遗漏了一个条件，是否缺少劳动力市场。赵浩权同学对以上问题都进行了解答并感谢老师的建议。

第二位作报告的研究生是来自的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安兴。他的论文题目是《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兼顾稳增长和防通胀吗？——基于MIUP-DSGE模型的分析》。当前因“美元通胀”和“美联储缩表”并行，中国经济将面临“输入型通胀”和“外部需求下降”双重压力。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宏观总量”效应，研究其能否兼顾“稳增长”与“防通胀”双重目标。具体而言，文章结合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将货币作为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中，在NK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MIUP模型。DSGE分析发现：第一，考虑货币在供给侧的“生产效应”后，货币具有了“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即使货币总量不变，结构性货币政策也能够增加短期产出，因此可以兼顾“稳增长”和“防通胀”双重目标；第二，总量货币政策需要价格粘性，而结构性货币政策不需要价格粘性，粘性有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发挥货币的“生产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设计时应同时考虑“中观结构”调整功能和“宏观总量”调控功能，以创新出更科学的政策工具；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执行时，应充分利用其“宏观总量”调控功能，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通胀”双重目标。

报告完毕后，易鸣老师首先对彭安兴同学的论文给予了肯定，然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疑问：（1）文章得到违反凯恩斯结论的结果是来源于本文的假设，即把货币直接作为一个要素放入生产函数。可是生产函数并不是企业的目标函数，如果要类比，文章应该把流动性带来的便利放在企业的目标函数里，这样看起来更工整一点。（2）文章中的结构化货币政策，为什么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嵌入到模型里面，而不是选择更符合直觉的，常见的把解决企业融资困难的那一类的货币政策，把它放在更宽松融资约束条件里面去体现。之后朱晓璐老师也对该论文进行了提问和建议：（1）在模型设定方面的话，文章是假定的有两类企业。然后这两类企业是相同的技术水平，劳动价格和平均融资成本。那么他们的异质性是否得到充分体现？如果差异性不够或者这个企业部分设定的相对简单的话，会限制到后面的一些数值模拟以及这篇文章的深度挖掘。（2）文中的IDF是用它表示的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但文中F，可以等于L或者S，当IDF出现的时候，这里会造成误解。彭安兴同学对以上问题都进行了解答并感谢老师的建议。

第三位汇报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匡浩宇。他进行了题为《Coul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Evidence from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a pollution tax》的论文汇报。本研究调查了中国环境法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环境法规作为政府保护环境的主要途径，它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行为。本文以2003年中国实施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来进行匹配，考察中央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排污税实施前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并研究了两项机制，一个是企业创新投入，另一个是资源配置，以分析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发现政府的环境法规显着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报告完毕后，朱晓璐老师首先对匡浩宇同学的论文给予了肯定，并与其进行了讨论：在机制分析这部分，原文是增加了中间产品的数量，现在是引入了一个资源错配，但是本文是想研究污染税对于企业个体的产品质量的影响。这个资源错配，其实它是一个企业间的概念，所以如果把资源错配的这个渠道引在这里，它具体的机制是什么？匡浩宇同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四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吴清扬，他带来了题为《财税改革和绿色发展：基于县级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实证研究》的论文报告。当前我国面临经济发展与低碳转型的双重约束，财税政策能否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抓手亟待研究。本文使用2009—2017年县级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以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评估税收激励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税收激励政策显著削减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该效果在中东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特别是固定资产比重较高的地区尤为明显，且减排程度在碳排放强度的不同分位数上亦存在着异质性。同时还考虑了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两个渠道。本文最重要的贡献是从气候政策角度评估了财税政策。

报告完毕后，梁华老师对该论文进行了发言：我在听完四位同学的报告后，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它的目的是什么？听了这四篇文章，我发现你们的选题虽然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很高兴的是发现同学在这个方法上面都有很大的推进。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是这些方法就是工具，它是服务于思想的。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易鸣老师也赞同梁老师的发言，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投稿过程中要强调到底有哪些创新。以及这些创新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最后一位汇报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文赞，他的论文题目是《撤县设区改革与区域空气污染 ——从分权和地方竞争的角度分析》。我国在一些县域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于管理的需要，会把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化建设程度高的一些县级市设立为地级市，以及把那些县设立成县级市。或者把一些县设立成一个地级市直接管辖的一些市辖区。而随着撤县设市的政策慢慢淡出一个历史的舞台，撤县设区成为一些地方改变他们的行政规划少数可行的办法。本文解答“为何要撤县设区，县和区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文章基于2002-2015年发生的撤县设区改革，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考察了撤县设区行政区划改革对县域的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县域空气中的污染物水平，而且这一污染抑制效应会受到市县之间强弱关系的影响。文章还从地方政府竞争角度、财政角度和行政角度进行了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