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杨秋怡）3月30日晚7点，经济学院2017年第四次宏观研讨班于经济学院402会议室举行。我院教师徐长生、范红忠、易鸣参加研讨。我院博士生黄轲汇报他的工作论文——《国有企业民营化与投资效率——基于政治观的检验》。

黄轲介绍，资本的配置效率决定了经济生产力和长期发展前景。长期以来，尽管我国的投资增速很快，投资的效率却始终没有提高，研究企业的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有企业低效的理论原因大致有“政治观”、“经理人观”和“融资约束假说”这三种解释。政治观认为，国有企业的无效率主要源自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政府为了追求一定的政治目标将社会职能强加给国有企业，使其背上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从而扭曲经营目标。经理人观将国企低效解释为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尽管在理论上国有企业的产权由全民共同所有，但实际上任何普通公民都没有监督管理者的能力和动力。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以及由此形成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存在更严重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假说认为，虽然政策负担、行政干预会导致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较低，但是作为补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扶持会严重挤出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造成信贷市场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导致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降低。黄轲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解民营化的动态进程，检验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后，投资效率显著提高，结论支持了政治观。通过市场化改革，将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从而支持了政治观。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冗员等政府干预行为相关。

评论人邹建文对为何不运用部分民营化数据提出质疑，黄轲解释，考虑部分民营化作用不大。饶珊珊则提出，中国股市波动比较大，用托宾Q反应股市投资机会可能反映力度不够强。对于这一点，黄轲解释，最开始的研究是用股价变动衡量的，现在的方法已经进行了改进，但是这一问题确实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徐长生认为，黄轲应当对故事的叙述方面进行相应扩展。中国保留少部分的国有企业有一定的必要性。从社会效益和长远收益角度考虑，国有企业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比如高铁产业的成功。国企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裁员的确能提升企业效率，但是却阻碍了一些大型公共事业的发展机会。易鸣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机制设计问题，信息的不确定性是最完美的度量方法，但是现实中无法观察。用资金周转率代替是一个方法，但是周转率和经营费用率是我们可以观测到的数据，经理人不会从这方面欺骗委托人。因此直觉上来说它们无法解释信息不对称程度。范红忠提出，黄轲对于经纪人观这一机制的排除工作可以尝试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