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刘惜雨，万晶，叶巾祁）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探讨“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于2022年12月3日上午在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和线上腾讯会议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主办，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承办。

本次会议主持人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共邀请了数十位专家进行主旨演讲，包括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张军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何德旭，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薇，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钱雪松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孔东民。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代表会议主办方，对各位专家致以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介绍了会议的主要目的。他表示，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是长期任务也是现实挑战，希望通过专家研讨、理论阐释等多种形式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主持会议

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吴天勇开场致词

会议伊始，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吴天勇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院长发表致辞。吴天勇副部长表示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们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复杂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艰巨任务，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从而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开场致词

紧接着，张建华院长发表致辞，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和区域发展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也较大，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建立帮扶机制，让先富带动后富、帮后富，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机制，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不断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现代化发展。并表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长期以来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面向世界科学研究前沿，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力于求解“数字化、绿色化、均衡化”发展新问题。

线上线下与会领导、嘉宾合影

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张军扩发表演讲

第一位演讲嘉宾为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张军扩，他发言的题目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张主任首先提出，现阶段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既面临不少深层结构矛盾，也面临诸多短期增长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不减。在当前情况下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长短结合、统筹兼顾、综合施策，为此张主任提出三点思考：

第一，着力优化发展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增强企业发展的信心。与当前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相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企业效益下滑、预期不稳以及短期冲击可能对经济长期增长基础和后劲的损害。因此，稳预期、强信心是十分重要与紧迫的。张主任指出，从短期来看疫情仍然是影响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要根据疫情特点和形式的变化，及时优化和调整防控的措施，认真落实中央优化疫情防控的20条措施，尽可能地减轻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从长期来讲，优化发展环境，增强企业信心，需要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尤其是要加强关注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近年来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隐形壁垒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新官不理旧账承诺不兑现问题等。

第二，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的途径。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首先需要更加重视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需要从直接的资源配置型转向市场增强型，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各类问题区域的支持力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增强市场力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主要领域是，支持和帮助各类问题区域促进公平竞争。促进问题区域的发展不仅是提高发展公平性的内在需求，也是重振这些区域内在发展活力，提升效率、做大蛋糕的重要途径。

第三，着力促进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张主任强调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层面来认识共同富裕。包括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基本养老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既是提高低收入者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公平竞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他指出即使在区域发展平衡性较好的一些发达国家，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应该把追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公平的兜底政策。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大都是采取中央地方共担，并由省级及以下政府主要承担的模式。然而由于各地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实际支出水平的较大差异，而且为了保障基本的支出责任，往往造成不同区域企业实际交费水平的差异，从而使得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在招商引资和发展竞争中反而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是要在支出责任和财力保障方面进一步统筹和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何德旭发表演讲

第二位演讲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何德旭，他的发言主题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发展之路》。何院长表示无论是实行共同富裕还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需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金融。

何院长首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是信贷经济的核心，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等均对现代金融体制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都表明金融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何院长从基本框架、基本功能、基本要求、基本标志、基本特征五个方面来介绍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的基本框架是通过专门的、先进的（现代的）、科学的体制、机制、制度、法律、技术等规范和促进资金、资本和资产的流动。正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金融有现代先进技术支撑，所以它在基本功能、基本要求、基本标志方面都和传统金融体系有较大差异。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具有创新性、安全性、开放性、政治性等基本特征。

接下来何院长指出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是现代化金融的本质特征。中央历次重大会议反复强调金融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我国已采取了多种举措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如建设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等。但制造业、中小企业、三农、绿色产业、科技创新等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还需继续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进一步推动金融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何院长强调一是金融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要全面动员、共同发力，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二是要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三是要强化经济体制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内外部环境较差导致经济转型升级阻力较大，需要进一步发挥金融对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转型支持的优势，四是支持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五是要发挥数字金融优势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何院长通过比较金融业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收益率、利润总额等指标，发现金融业企业收益水平远高于实体经济收益水平，进而认为今后还需要进行利益格局的根本性调整。

最后何院长指出注重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的体制特征。深化金融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体制”的五大任务包括：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建设现代资本市场习题、建设开放性现代金融体系和建设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同时，注重防控风险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的实践特征。包括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风险、房地产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风险在内的诸多金融风险需要被高度关注。何院长就防范金融风险提出：首先，要充分认识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维护金融安全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其次，要统筹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风险。最后，要管理金融风险，尤其是要关注局部性金融风险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转化。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珞珈杰出学者邹薇发表演讲

第三位演讲嘉宾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珞珈杰出学者邹薇，她的发言主题是《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与分解研究：中国的实证》。该研究基于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制定标准差异大，相对贫困无法直接进行跨国比较，以及绝对贫困能够被公共政策消除而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等背景，探讨了如何基于中国国情确定相对贫困线标准，并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量化分解，最终揭示脱贫攻坚政策在减贫上的具体成效和实现机制等问题。

首先从问题的提出上面来看，邹教授指出我国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通过各类指标的测算发现还存在相对贫困问题。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还有大量的人口刚刚越过绝对贫困线，相对于整体收入分布仍属于相对贫困人口，易于转化为“新的贫困人口”。为此，邹教授提出必须采取动态识别的方法瞄准这些“新的贫困人口”，系统地研究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变化过程，通过量化分解贫困变化，揭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变化背后的具体效应和机制，为下一步减少相对贫困提供经验借鉴。紧接着邹教授通过梳理贫困线测算相关研究，介绍了现阶段关于贫困分解的不同方法及其各自的优缺点。为解决强相对贫困线度量关于经济增长或收缩引起的贫困变化有悖常理的问题，邹教授进一步考虑了内生变化的贫困线对贫困测度及其变化的影响，把弱相对贫困线引入贫困变化分解框架中，将贫困变化分解为旧贫困识别、新贫困识别、增长和再分配四种成分。

从基本结果来看，我国2010到2018年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并在2012年达到低点。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变化基本一致，总体上是一种低位的波动。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相对贫困发生率、强度、深度上升都比较明显。对比新、旧贫困识别成分发现，由贫困线变化带来的贫困深度变化中，老贫困户贡献作用高于旧贫困户。进一步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线进行分解，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深度、强度都高于城市。其次，2018年城市贫困发生率和深度强度都已经反超农村，邹教授强调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在未来解决相对贫困中需要注意的城乡之间差异与动态变化的趋向。分别对城市和农村识别成分的分解，发现增长成分显著降低了城市贫困发生率并减轻了城市贫困深度与强度，而再分配成分增加了城市贫困发生率并加深了城市贫困深度与强度，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识别成分增加了城市贫困。而农村的减贫主要来自于增长成分，再分配成分是不利于农村减贫的。进而分别对城市和农村贫困进行新旧贫困分解，发现新旧贫困在城市里面差距有收窄的趋势，而在农村其差异跨越时间是扩大的。

接下来邹教授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汇报。首先，相对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与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方向没有必然的关系。其次，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化中的识别成分只有新贫困识别成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变化中的识别成分既有新贫困识别成分，也有旧贫困识别成分。另外，分时期考察和全时期考察中，新旧贫困识别成分贡献度差异明显。最后，分城乡考察，城市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新贫困识别成分与旧贫困识别成分之差有收窄趋势，而农村相对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新贫困识别成分与旧贫困识别成分之差有扩大趋势。

最后，邹教授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一系列建议。第一，使用多种指标对相对贫困进行动态监测，同时关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三重指标；第二，区分持久性与暂时性的相对贫困人口，分类施策，采取差异化扶贫措施；第三，分城乡治理相对贫困。结合城市贫困，农村贫困各自不同的特征，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和政策；第四，推动解决相对贫困的措施精细化。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发表演讲

第四位演讲嘉宾为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他的发言包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新现代化观和新文明形态的特点和学习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三个部分。何院长开头强调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我们相对有利的深刻变局。在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资源要素大流动当中，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持续地在提升，到2021年达到了38.6%，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把现代化的主动权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第一部分是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何院长指出任何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因地制宜、因时而起、因势利导、因势而兴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要推进现代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矛，即为历史主动、战略自觉和务实行动，以共识牵引共同行动。同时，何院长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利己、利他、利大家的共同发展，是包含五个开放（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对未来开放、相互开放、持续开放）的现代化。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必将经历市场经济高级化这个路径。而市场逻辑并非资本逻辑的简单加总，中国的市场逻辑涵盖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为了人而治于人，而不是为了资本而治于资本市场。最后，何院长表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自己的、与时俱进的内涵和指标体系，并着重指出要坚持正确的现代化观就要软硬兼施。

第二部分介绍了新现代化观和新文明形态的特点。何院长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相当程度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剪刀差可能出现的焦虑。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四个方式上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易方式、治理方式。这四个方式各自纵向跃升，同时横向协同，最终系统性迭代以实现人类全面发展。接下来，何院长提出自己关于新的文明形态的思考，其是否为上述四个方式各自进步性和共同进步性的总和。最后，他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为导向，打开大门搞建设，主动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真正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第三部分是何院长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心得体会。何院长强调在战胜绝对贫困以后，要促使居民人均收入再上新台阶，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需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抓住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何院长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中之重就是要畅通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就如何推动乡村振兴，何院长理解为重在留住“一头一尾”。头是产业，没有现代产业的导入和振兴，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小农业态、小农形态、小农心态，乡村振兴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不能机械地将水泥丛林搬到乡村中去。尾是组织，传统三农相对“弱质”的原因在于其组织化能力不够高，需要对资本、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经营制度等进行现代化组织。以上海郊区集体资产盈利不理想，点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兴社会化服务如何形成合力的问题。最后，何院长强调要更加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就需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发表演讲

第五位演讲嘉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建华院长，他发表演讲的主题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基于百村千户的调查》。张院长说明他所带领的团队自去年12月份以来分别在寒暑假期间进行了两轮调研，由师生共同参与，组成了一只十分庞大的队伍。张院长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而其中一个短板的地方就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推进解决该短板的主要策略就是乡村振兴，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接来下，张院长主要从调研背景与意义、调研概况、调研的主要发现、调研发现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调研背景与意义层面，张院长指出所关注的几个问题。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如何在两个百年目标转换的时候，围绕稳定农业基本盘，发挥“三农”压舱石的作用，切实地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征收和农村稳定安宁，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同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机衔接。张院长表明他们主要从四个大的方面来进行关注和调研。第一就是如何守住乡村振兴的两条底线，即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促进广大农民农业粮食生产的持续增收问题。第二，如何以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农村电商为重点，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促进乡村发展。第三，如何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第四，如何来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加强两个文明一起抓，真正地深化新阶段农村改革。

在调查概况方面，张院长指出寒假调研主要选择了覆盖东中西地区的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和四川在内的5个省份，共涉及1400多个农户、131个村庄。在暑假的调研当中扩大至15个省（市、自治区），涉及到130多个乡镇，156个村庄和3000多个农户。在第二轮调研当中，抽样范围更广泛、更具有代表性、覆盖面更广，其次还增加了农户问卷和村庄与乡镇的调研。张院长以两张图直观地说明了暑期调研分布情况，调研村庄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及少数西南、西北、东部与新疆地区。调研问卷依据调研对象分为农户调查、村庄调研与乡镇调研三类，按照关注问题的不同设置针对性问题。紧接着首先介绍了乡镇调查对象的分布的自然地貌和地理位置，发现县城周边的乡镇基本占到43%，反映了未来如何落实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化为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从人口分布、乡镇层级产业结构以及不同地区乡镇产业结构对比分析来介绍乡镇调研对象总体情况。进而通过乡镇产业词云图发现，受访乡镇第一产业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第二产业以纺织茶叶、建材木材、蔬菜加工等为主，第三产业以旅游业、批发零售业为主。在乡镇企业的特色发展当中，政府作用、地理位置与气候等起到主导作用。其次介绍了村庄调研对象的自然地貌、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农业生产与产业构成相关概况。最后，针对农户调查，从性别、民族、家庭规模、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土地资源、收入状况、务工情况等介绍相关情况。

从调研主要发现来看，总体而言，农民收支与就业改善情况不错，特别是东北西部地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经营状况方面，小农小规模经营仍为主体，农业的参与比例只有11%。然而土地流转状况不太好。农民生活方面，住房平均为人均43平方米，高于城镇的36平方米，包括农业环境建设、污水处理、道路建设、垃圾处理、村庄照明等等均得到改善。然而农村金融的调研等等仍需改善。在乡村产业兴旺专题，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农业生产和经营现代化仍是短板。在技术进步和人才支撑专题，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技术普及程度和地区之间差异性还比较大，农民的健康状况仍不理想。在农村教育和农村创业方面，创新和创业政策有效性有待加强。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仍需改善。在乡村治理方面，党建工作与第一书记作用日益凸显。

“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下半场主题演讲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钱雪松教授主持。他指出，自从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全国上下都在热烈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二十大报告的高频词汇，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出现了11次，共同富裕出现了8次。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发表演讲

第一位演讲嘉宾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他发表的演讲题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挑战：一种内外关系视角的分析》。胡院长首先对十九大和二十大两次党代会报告对国际形势判断进行了对比。他提到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而在二十大报告中则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等行径危害深重，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使得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提到，二十大报告中这些表述的变化可以说明当前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

随后胡院长引出了治理、发展和安全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挑战，分别对应二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三大陷阱。其中二黄陷阱指的是黄宗曦定律和黄炎培之问；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拉美陷阱，即发展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乏力、低增长甚至无增长、部分国家甚至陷入滞胀局面；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容易陷入社会危机和动荡局面等；修昔底德陷阱则表明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基于此，胡宗山院长提到历史现象不一定会在当代中国重现，但仍然有一定现实警示作用，中国崛起必须实现范式超越，通过民主政治与自我革命跨越二黄陷阱，通过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和平外交与权力平衡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最后，胡院长提出了以内为主、内外统筹（单向—双向对进模式）的展望。包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发展安全与安全发展；以总体安全为目标，以维护安全为基础，以塑造安全为创新，以统筹安全为路径的新安全格局。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发表演讲

第二位演讲嘉宾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他发表的演讲题目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促进共同富裕》。李实院长主要从财产积累和财产分配两个板块入手，分别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我国居民财产积累的主要特点、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演讲。

首先，李实院长详细介绍了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他提到共同富裕指的是富裕和共享的概念，而富裕包括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具体可以用“三高”和“三小”概况，即收入水平高和收入差距小、财产积累水平高和财产差距小、公共服务水平高和公共服务差距小等；另外，李实院长提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富裕。

随后，李实院长指出我国居民财产积累的主要特点包括七个方面，具体为：第一，城乡居民财产快速增长；第二，城乡居民财产结构有很大变化，其中房产价值占比大幅上升；第三，居民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第四，居民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为高净值人群财富快速增加；第五，居民财产分配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第六，居民财产分配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来自住房价格上涨；第七，居民财产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联性提高等。

最后，李实院长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和体系，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第二，稳定房价，缩小财产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房价上涨不一致，稳定房价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缩小财产差距的效果；第三，征收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调节财产分配；第四，消除资本市场垄断，要素报酬合理分配；第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第六，加大反腐力度,遏止财富的不当来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发表演讲

第三位演讲嘉宾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他发表的演讲题目为《从“增长奇迹”到中国式现代化》。张院长首先从中国增长奇迹与迷失的背景展开；然后详细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协调二大关系，跨越三大陷阱以及应对四大挑战。

首先，张院长详细介绍了中国增长奇迹与迷失的背景。他指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奇迹毫无疑问惊艳世界。中国在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有三个市场化改革阶段：第一就是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二是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第三就是中国加入WTO进入全球市场。这三次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走向开放。尤其是第三次市场机制改革，中国基于国际市场把中国的人力资源以及制度各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推动中国高速增长。

随后，张院长基于中国增长奇迹背景总结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第一，中国享受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红利；第二，中国式分权激发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发挥了人口红利；第三，中国享受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度的全球红利。中国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不断的放权，不断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充分发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是支撑我们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接下来，张院长详细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协调二大关系，跨越三大陷阱和应对四大挑战。其中一个目标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协调二大关系指的是政府与市场，即协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中国与世界，即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关系。跨越三大陷阱指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周期律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应对四大挑战指的是老龄化、债务赤字、增长引擎以及不确定性。

最后，张院长借鉴历史学家汤恩比的“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中国给全世界提供的礼物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结束了演讲。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孔东民发表演讲

第四位演讲嘉宾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孔东民，他发表的演讲题目为《中国上市企业的收入差距与企业创新》。孔教授基于共同富裕的背景，利用上市公司的微观现实证据详细介绍了薪酬治理与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和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最终发现创新活动需要管理层制定合适的研发决策，投入足够的研发资金，以及底层员工的积极合作。最后，孔东民教授提到理性的企业会调整激励制度以改变创新，对企业薪酬差距提出改进方案，能为企业行为和企业价值等提供有经验证据支持的可行性建议。

首先，孔教授介绍了该主题的研究背景，提到薪酬治理是初次分配中的关键环节，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对做好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工作、助力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研究薪酬差距的社会经济意义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孔东民教授基于共同富裕的背景，利用上市公司的微观现实证据详细介绍了薪酬治理与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和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随后，孔东民教授介绍了研究企业创新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研究企业创新行为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会如何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探究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作用。孔教授指出管理层和员工都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在企业创新中承担了不同的责任，以往研究也表明管理层和员工都对企业创新造成了影响。将管理层激励和员工激励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考察薪酬制度的激励效果。

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孔教授得出了一下结论：第一，薪酬差距能提高创新数量，说明锦标赛理论在创新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第二，管理层薪酬溢价是企业薪酬差距推动企业创新的主导因素，能缓解代理冲突、提高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第三，员工薪酬溢价却会导致创新数量降低，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低人力资本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即创新活动需要管理层制定合适的研发决策，投入足够的研发资金，以及底层员工的积极合作。最后，孔教授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理性的企业会调整激励制度以改变创新。第二，企业调整内部薪酬制度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甚至偏差，因此，对企业薪酬差距提出改进方案，能为企业行为和企业价值等提供有经验证据支持的可行性建议。

武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对“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进行了新闻报道。会议结束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钱雪松教授和副院长孔东民教授分别就推动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接受了武汉电视台的采访。钱雪松教授表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此背景下，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孔东民教授则表示，为更好的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制度设计做好配套的激励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