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宫教授的人文艺术修养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在林少宫教授百年诞辰之际举办这个座谈会，并隆重推出《林少宫文集》。在座的许多人都是我师长或同学，因此倍感亲切。

正如同不少与会者所作的回忆， 林少宫教授的确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他一生勤勉不殆，孜孜向学， 凡条件允许，必定是书卷在手，伏案耕耘。在数理统计与经济学的世界之外，他对人文的博大，艺术的典雅，也始终都是那么憧憬，那么热爱。

人文的载体是语言，而对一种国际语言的掌握和修养，不仅是个人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也是跨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条件。林老师深谙此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老师为了保持自己的英语水准，储备国际交流的潜力，可谓是做到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以此丰富自己，跟上时代。阅读方面，他和夫人吴老师长期订阅英文版的《中国建设》(China Recontructs)，《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每期都会认真研读，注释摘要。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是林老师书架上读取最多的图书之一，很多篇章，都是中英对照着来学习领会。用当时的通俗话来讲，林老师堪称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国内当时能买得到的中英对照出版物，两位老师都会尽力收集，包括一些不多见的，如中英对照的中共与苏共理论论战的《九评》合订本， 大型舞蹈音乐史诗《东方红》朗诵词的单行本。因为这些努力，林吴二位老师对反应时代特征的词汇的熟悉和把握，常常与众不同，却时时默默无声。一些现在听起来生僻之词，如“革命小将”（young revolutionary pathbreakers）等，如果在几十年前要他们翻译，他们能够做到信手捡来，毫不费力。

众所周知，对一门外语听说能力的保持，尤其在其语言环境以外，是一个经典的难题。长期不说不听，或听不到，说不了，必定导致口生耳背，使听说能力大为下降。 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这种功能性的丧失，林老师多少年来都是Radio Peking（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在节目播音的时段，他会把家里的那台四波段收音机调至合适的频率。响彻天际的《东方红》音符后，流出的就是该台那句不朽的讯号:“This is Radio Peking. This is Radio Peking.”林老师不但全神灌注地聆听，还常常一丝不苟地模仿广播中地语句，语段，且不时为其成功而颇为自鸣得意。然而，吴老师总是调侃，要模仿Radio Peking,林老师必是她的手下败将。为了避免误会，林老师也不时要我到窗外，看看屋外是否听得见。 我告诉他完全听不见， 倒是他戴着一顶卷了帽檐的破帽子的身影，映在窗帘上，看起来像小朋友口传故事中的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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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英语原版的有声资料开始进入大陆，有名的《灵格风英语教程》是其中之一。 该教程分初级本，中级本，高级本。林老师一上来就是高级本，听得津津有味，复而不倦。看来收听Radio Peking的工夫没有白费。一阵子后，他又评论道“英国音太重， 舞台腔太浓，还是美音好学得多。”

也大约此同时，林老师的枕边，出现了一套袖珍书，深红色，简包装。原来是英文莎士比亚戏剧的简写本。一有时间，林老师就把它拿出来，手指戏文，一行一行地往下读， 时而点头，时而出声。 他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莎翁引用罗马帝国凯撒大帝霸气四溢的历史名言：“I came, I saw, I overcame”“我来到， 我看到， 我征服”(出自古拉丁文“Veni, vidi, vici”）。林老师看英文原文电影，只选经典。一部这样的电影，他可以观看很多遍，力争用耳朵听懂其中所有的对话。他对那些略带古韵味的文字尤感兴趣,诸如“Prepare ye for the day of judgment！”(大意： 衙门要升堂过审啦！)。“It‘s of no consequence, no consequence at all”(不足为道，根本不足为道。)

林老师在英语语言文学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使他1980年在北京颐和园举办的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习班上的中英翻译工作取得了令他自己满意的结果。我问他这种学科性强的翻译难不难，他表示语言不难，不怎么费劲。

林老师酷爱古典音乐。套用用现在的流行语，他就是妥妥的粉丝加老铁。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里，他精心收藏的几十张古典乐曲的唱片没了，唱机也烧坏了。林老师曾称之为其一生中最不可弥补之损失。曾经，他与志同道合的音乐爱好者组建有一个弦乐四重奏组，周末相聚，来家合练。拉的最多的曲目是莫扎特G大调小夜曲K. 525，水平有限，激情无穷。翦天聪教授（翦伯赞之子）是第一小提琴，林老师是第二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两位老师的真实名姓名，迄今我也不知道。林老师说这两位叔叔一个叫中提琴，另一个叫大提琴。垂髫之年的我， 煞费心机琢磨了半天， 终于想通了： 拉中提琴的老师一定姓“中”，”拉大提琴的老师一定姓“大”，两人同名，叫“提琴”。 出街碰到拉中提琴的老师， 一定追着叫道:“中提琴！”“中提琴！”得到的是友善的回应。在家有人来访，开门一看是拉大提琴的老师，则毫无例外地跟林老师飞报：“大提琴来啦！大提琴来啦！”许多年后，学习研究了语言学，我自己才认识到把一个人演奏的乐器当作演奏者的名字这种现象，认知科学和语言修饰学上称为转喻（metonymy）。 转喻是人类思维与沟通的有效捷径。 而我对中提琴，大提琴两个名字的胡猜乱想，学理上也有说道,叫做“民间词源学”(folk etymology)。在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今天，转喻问题的解决，仍具有很高的挑战性。 没有想到的是，我若是要发掘自己在转喻和民间词源学应用方面最早的例证， 还非得从林老师和他重奏组琴友们的名字开始不可。

对于这位追求文学艺术之大美的文艺青年和终身慕道者，人文的修养，在顺利中给了他平静， 困境中给了他信心，混沌中给了他光明。 回到半个世纪前，一个深秋的寒夜，一张旧旧的书桌旁， 坐着劳动一天后的林教授和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男生。又是到了背诵的时间。桌上放着两本小红书，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文字。 如同小男生的同窗，林教授很热情地邀请小男生监督他的功课。 他捧着中文本读了一段，又拿起英文本饶有兴致地讲解起来，这可彻底难倒了小男生。然而，中文讲的是什么，却成这个认真督学的小老师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林教授正经危坐，粤味京腔，抑扬顿挫。朗诵声，交织着幽淡的灯光，透过窗纱， 融进了屋外寂静的大地。 林教授清楚，次日一早开始，又将是一天的体力劳动，锯树，挖沟，压路。长时间的握锄，他的手指最终僵硬地环扣在锄柄上，不再灵活。他就是以这样难以预料的方式，永远告别了自己钟爱的小提琴演奏的音准。 但是，他更笃信， 踏破荆棘，荡涤浊水，自己一定能回到百花齐放，千帆竟渡的梦中故乡。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 家里也与海外的亲友，陆陆续续恢复了联系。 不少人询问林老师，吴老师需要点什么。 他俩商量后， 提出了两样东西， 一是一本英国文学选读合集， 二是含有贝多芬第三，第五，第九交响乐的唱片。 林老师请人修好了家中坏了多年的唱机。 从此， 老旧的设备上又响起了《英雄》的乐章。

林老师是幸运的。在他生命，奋斗的最后三十年，他幸福地享受了国家迈向现代化给他带来的红利。 他做回了伯乐，而不必再扮演福尔摩斯。 新时期中外文化交往，早已成倍地补偿了他曾经认为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是经济学老师，也是数学老师，他珍惜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学生。 他欣慰地看到他们团队殫心竭慮培养的学子们成为了栋梁之才，走向了全中国，走向了全世界。 他和吴老师都经常告诫我们， 他们的学生时代，是在躲避侵略者轰炸的残酷环境中度过的，那样的耻辱，那样的无助，那样的愤怒，使他们对国家的尊严，强大，有着独特的渴望和感受。 作为一介书生，一位老师，能用自己的知识为国服务，施展抱负，是他们一生坚定不移的最高追求。

伴随在林老师身边的唯一物件， 是四根小提琴琴弦。 我们期冀这套琴弦，可常给他带去江南的丝竹，黄河的奔流，莫扎特的重奏，贝多芬的交响。 我们坚信，通过这套琴弦， 他一定能够听到他毕生无论如何也要为之效力的伟大祖国排除万难，奋勇向前的雄壮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