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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系列讲座(4):改革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10-27 09:00:28    浏览次数:

 

本网讯(通讯员 张颖 编辑 翁清清)10月26日上午10点,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第四场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华中科技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王少平主持讲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中国人民大学原副常务校长袁卫,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万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群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徐长生从“改革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主题出发,给出了不同角度的剖析与阐述。
 
谈到中国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张军扩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属于典型的“后发增长型”增长。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分为两大类: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落后国家(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后一种增长存在后发优势,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超过前沿国家的增长速度。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正这种形式的压缩式增长,并且它具有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与阶段性特征。而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处于追赶型增长阶段,而非转向前沿国家低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袁卫表示,在2002年,数据与品牌、人才、战略等形成的巨大无形资产约占上市公司市值的75%,结合淘宝、世界杯等大数据时代里数据改变世界的事实,袁卫指出,“数据主权”将是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另一个大国博弈的空间,同固定资产、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重要。因为数据是一种很特殊的资本,它没有排它性、消耗性,具有整合性,即“通过1+1可以大于2”,所以数据竞争将成为商业、国家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
 
袁卫提出,大数据时代有两点非常有利于中国竞争力跨越式发展。第一,大数据技术以开源为主,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形成绝对技术垄断;第二,中国人口和经济规模冠绝全球,也决定了中国的数据资产规模;此外,中国经济科学研究的机遇,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改革与实践,世界经济学领域越来越关注中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经济基础理论扎实,又熟悉中国国情的学者;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新方法为经济科学研究提供支持。
 
通过背景分析,如不同产业GDP的分布不同、中国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个人/区域收益与产业兴衰相关、城市化与城乡差别相关等,万广华对不均等现象与经济结构变化展开研究,并通过图解与数学建模的分析框架得出一系列结论:2004年前,不均等与结构效应高度相关,但结构效应在波动中趋于0;集中效应从1982年起作用显著,2003年起却转为负值,2006年后成为不均等下降的主要肇因,虽然不均等变化大多还是由结构效应引起的。万广华还提到,随着结构转型加快,不均等现象仍有可能再次攀升。第一产业发展总是能减少不均等;第二产业在2009年前增加不均等,直至90年代早期其增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但第二产业一直在收缩,2009年后才开始减少不均等。
 
黄群慧列举了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中高速、优结构与多挑战。他指出,现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冲刺阶段。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此阶段典型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工业化自身演进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供给推动力,二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由城市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力。黄群慧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是制造业的信息化和制造业的服务化。其中,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工业化后期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工业化将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当然,他强调,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必须继续坚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宽幅产业带,使其“高也成、低也就”。
 
研究了2012-2013年形成的政策思路后,路风指出经济发展的实质现象: 经济发展是关于经济主体或行动者如何改变给定技术和市场条件的过程。经济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技术性质以及推动、掌握技术的过程,涉及技术进步方式等;二是与有关企业的战略、结构与能力,包含竞争性企业尤其是创新企业的成长条件;三是经济制度的演进,具体分为利于创新的制度和能够塑造制度演进方向的国家能力。
 
“经济实际增长来自要素之间的互动。”路风解释道,把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是不充分的,这忽略了能力成长的贡献;并不是投资导致了粗放发展,而是技术进步导致了粗放发展;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仍然需要大量投资,世界上并不存在无须投资的创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和市场化在上世纪中后期基本完成,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和市场化至今还没有完成,二者是不同步的。徐长生根据自己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以政府垄断干预和价格管制为特征。中国体制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曾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但现在看来,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是系统性失衡,是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模式下的必然结果。
 
对此,徐长生建言,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对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失衡动大手术,进行“转方式(发展)、调结构(分配)、扩内需(消费)”是“三位一体”的系统性调整,其原动力是制度创新,即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垄断干预和价格管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改革红利。徐长生还举出改革建议:劳动力成本上升不能快于劳动生产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长不能长期快于GDP增长。当前还要防止工资特别是社保的超前增长,即过度福利化。在现阶段扩大市场准入,加强竞争更为重要,因此一定的利率上限管制和资源土地价格上限管制仍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