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郑冯忆）2020年4月10日下午15点，经济学院2020年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三）在Zoom云视频会议系统上召开。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任仕美硕士生做了题为《税收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的报告，金帅硕士生做了题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的报告，经济学院张建华教授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第一位汇报的是任仕美硕士生，汇报题目为《税收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増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为了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党中央主张权力下放。1994年为了解决中央面临的财政困境，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在税收收入上采取分成合同和分税合同相结合的形式。中央政府主要获得稳定的税源收入，而一些税源分散、征收成本高的税收则划分到地方，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平衡。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绩效考核机下，地方官员为了“出色”地完成考核任务，纷纷展开了以吸引流动性要素为目标的税收竞争。

从现有文献来看，部分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了税收优恵、宏观税员以及税收激励等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也有学者硏究了地方政府面临不同的经济増长压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増长情况。在我们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仅有这些硏究略显单薄，缺乏从行业层面硏究税收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本文针对所提出的问题，研究税收竞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可以弥补此领域的空白，从财政税收角度提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由2007-2017年30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组成，考虑到西藏数据缺失严重，故在样本中将该地区剔除。各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EPS数据库、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研究结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税收总量上看，全国辖区内的税收竞争不利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收结构上看，企业所得税竞争抑制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抑制作用弱于总量上的税收竞争，増值税竞争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税收竞争存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人均GDP的逐渐提高，总量上的税收竞争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在税收结构上，当人均GDP超过3.9462万元时，企业所得税竞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将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当人均GDP分别超过2.3514万元和3.9462万元时，增值税竞争促进作用依次显著增强。

最后文章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完善考核机制。过去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在唯GDP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采取税收竞争的方式吸引生产资本要素，最终我们实现了经济速度的增长，但是经济质量上的提升却未与数量的增长保持同步。现在我们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更应该打破单一经济增速目标的局面，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二）健全增值税优恵政策，规范完善增值税抵扣制度。2016年实施“营改增”改革后，地方政府也失去了营业税这个主税种。为了降低方政府财政负担，2019年10月国务院明确规定保持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五五分享。当前我国的增值税率相对其他国家仍较高，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及空间在增值税上进行竞争。我们应该健全增值税优惠政策，规范完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有效发挥增值税竞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三）规范对企业的税收减免或补贴，实行区域差别化优惠政策。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一致。在制定税收优惠、补贴政策时，应该防止一刀切，注意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优惠政策并予以规范，实现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大幅度提升。

第二位汇报的金帅硕士生，汇报题目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其带来的治理成本与对公司相关政策的影响，如股利政策选择、创新投入、信息披露等。但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债务融资研究甚少。本文从这一角度展开讨论，有助于甄别上市公司相关风险。

文章认为其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剧控股股东产生的代理问题，控股股东的这种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也会增大债权人的投资风险。债权人在进行投资也就是借贷决策时，会考虑个人利益被侵占的可能性，进而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自己面临的风险。其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还会面临控制权转移的风险，为了避免控制权转移风险，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操纵公司信息等行为粉饰公司业绩，提振股价。但信息操纵会降低公司会计信息可信度，低可信度的会计信息会加深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也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作为补偿。其三，股东股东股权质押后，为了避免控制权转移，也会有动机地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比如更多的进行税收规避，进而提高公司的真实业绩水平，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改善和经营业绩提升使企业经营更加稳定，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更好，对于债权人的利益也更有保障，会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因而文章主要提出两点假说：（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更高。（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更高。

文章选取了我国沪深两市2004-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得到20742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所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基本信息等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研究结论发现：（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更高。（二）相较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影响更大，债务融资成本提高更多。（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也会越高。对于本文，金帅也提出了两点展望：（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入资金用途不同，研究其经济意义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二）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不同，掏空上市公司和信息操纵的动机可能也会不同。

报告结束后，经济学院众多博士生与硕士生对于两篇文章的中间机制分析、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检验的丰盛展开了丰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