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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三)第5组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2019-06-10 10:20:39点击次数:

本网讯(通讯员:郑冯忆)第六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三)第5组论文研讨于6月1日下午16:15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会议室413顺利举行。本次讨论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蔡必卿与沈淑琳担任评论嘉宾,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张麒、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谭乃榕、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博士生李永盛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第一位作报告的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张麒,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政府财政结构扁平化与边界环境绩效——中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外结果》的论文报告。近年来,如何优化政府结构以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中国2003年逐步推进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式三重差分法和县域数据,考察了政府财政层级扁平化对行政边界地区环境绩效的影响。本文估计策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边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初步识别。第二,更彻底地识别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环境效应,对同期进行的扩权强县改革等非随机因素进行剥离,使得估计结论更加稳健。第三,从边界县的经济结构、财政收支和区域市场等方面,分析这一改革对边界环境绩效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1)与非边界县相比,在试点改革后,边界县水污染各项指标呈现显著改善趋势;(2)具有更强边界属性的省界县,水污染下降幅度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边界环境绩效的改善,一方面来自于改革对边界县财政压力的“缓解效应”,降低了当地污染环境换取财税收入的动机;另一方面来自于对非农产业“挤出效应”和市场引力“弱化效应”,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和污染的排放。因此,政府财政结构扁平化可能会以短期的财政收益和经济增长代价,带来边界环境绩效的改善。本文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第一,对政府财政层级扁平化通过地方政府目标和行为中介,从而间接影响边界地区环境污染的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第二,更加深入地识别了财政层级扁平化缓解边界污染的内在传导机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第三,在研究设计上,采用渐进式DDD的方法,以及更细化的县域层面的数据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点评嘉宾蔡必卿老师与沈淑琳老师从论文标题的正确选择、数理模型中的变量表述与张麒展开讨论。其他同学则从论文数据的选择与考虑、河流的污染来源、以及县级市地区的选择等与张麒展开讨论。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谭乃榕,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区域主体功能实现与自然资源利用的定量关系:以京津冀水资源的功能核算为例》的论文报告。作为国家空间开发的基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上位规划,主体功能区划通过主体功能划分的方式将开发和保护结合,提供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主体功能亟需实现基本的定量核算关系,同时加以空间尺度、资源类型、时间跨度等限定条件,将国土自然资源利用与国土空间开发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复杂化和非线性等新趋势新要求纳入到实际考量中,以期有效推进主体功能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当前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编制与落实的实际指导效果。本文着眼于此,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基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复杂化过程中资源利用与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建立初步的主体功能核算关系,通过核算框架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在不同空间尺度实现可比较和可换算。京津冀是我国人口与经济高度密集的优化开发区之一,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如干旱及水资源短缺等。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同时将其区域的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列为关键关注领域。水资源作为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需要充分考虑水资源对区域主体功能实现的约束与支撑作用。文章以京津冀主体功能区与水资源为例,尝试对所设立的核算关系进行了验证与应用,并构造绝对与相对量指标量化京津冀主体功能、功能水资源投入与效率,进行了异空间尺度与异质性功能的比较,为以主体功能实现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工具。本文对主体功能与资源投入之间核算关系的探索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构建并验证了主体功能核算关系的理论研究。(2)主体功能核算关系框架能够有效量化主体功能,能够适用于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功能比较。(3)主体功能与投入资源核算关系的理论构建结合了资源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建立了自然资源与功能产品之间的量化关系。(4)主体功能与资源投入的共同核算促进了利用开发目标定位与资源比较优势引导资源配置。

点评嘉宾蔡必卿老师与沈淑琳老师对文章生态产品的具体范例与选择、主体功能核算的计量模型、水资源是否是唯一影响因素、核算体系中指标的正确度量等话题与谭乃榕进行了讨论。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博士生李永盛,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中国式分权下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的论文报告。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信息化时代环境治理政策的新型武器,已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并取得良好效果,对中国这样具有特殊财政体制和政治激励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效果如何还有待深入挖掘。文章基于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以2008-2016年120个城市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和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了在不同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下存在的异质性。文章根据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2,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假设3,环境信息公开对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加剧环境污染,而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污染减排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财政分权带来的环境污染具有抑制作用;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和抑制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显著但效果有限,而在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尚不见效,且这种效应在东中西地区和大中小城市之间依次递减。文章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从内部激励和外部监督的综合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研究了环境信息公开对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影响效应,并从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层面,探讨了环境信息公开污染减排效应的异质性。因此,依托大数据技术方法,推动企业和政府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建设和投入力度,积极鼓励社会公众力量参与,对于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的长效机制和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大意义。

点评嘉宾蔡必卿老师与沈淑琳老师对文章因数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回归分析结果与论文结论的可靠性与李永盛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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