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冯文婧）2018年12月8日下午16:00-18:10，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平行论坛（四）第一场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举行，本次讨论由北京大学的夏庆杰老师主持，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马文涛老师、武汉大学的崔静波老师、合肥工业大学的彭飞老师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田彬彬老师担任评论嘉宾，来自武汉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合肥工业大学的数名老师同学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汇报。

第一组报告人是武汉大学的潘敏和周闯老师，他们的论文题目是“房产税改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嵌入住房抵押融资约束和银行监管约束的多部门DSGE模型，采用参数校准和模拟分析，考察了在当前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偶发性和持续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下，全面征收房产税和实施具有免征优惠特征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比较分析了不同房产税改革方案下偶发性和持续性金融风险冲击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变量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全面开征房产税在长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会增加居民部门的住房持有成本，促使住房流向生产性实体经济，部分缓解经济“脱实向虚”的扭曲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住房价格大幅下跌和信贷剧烈收缩等负面影响；而在短期，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时，全面开征房产税又会加大金融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和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增加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难度。实施具有免征优惠政策的房产税改革方案能较好地克服上述难题，既在长期促进住房向实体经济转移，保持经济的总体平稳，又在短期能够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而实施差别化的、对企业生产性住房更加优惠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在短期和长期均占优于实施统一免征优惠的改革方案，从而有利于实现“稳增长”、“防风险”和“促改革”的统一。

报告完毕后，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马文涛老师针对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及模型设定的理论依据提出相关问题和建议。

第二组报告人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的余泳泽、孙鹏博及宣烨老师，他们的论文题目是“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是否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基于230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研究”。文章在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基于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这一外生冲击，通过手工收集整理230个城市2004～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环境目标约束的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后，制定环境目标约束的地方政府，其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较为明显。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调整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行为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3）通过使用DDD方法，进一步研究发现主动考核的城市以及高学历官员更有积极性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结论为我国实现环境治理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提供了现实依据。

报告完毕后，来自武汉大学的崔静波老师对文章进行简单总结，提出自己的想法，针对如何排除混淆因素导致产业转型升级及为什么环保政策会促进转型进行相关提问，并提出建议。

第三组报告人是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张帅、侯鑫、巴曙松及王雪青老师，他们的论文题目是“竞自持能够降地价吗？——来自理论模型和微观数据的证明”。文章搭建两阶段竞自持拍卖模型，刻画政府和开发商行为策略，并利用微观实际成交数据，综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广义倾向得分法和断点回归法，首次系统评估竞自持土地拍卖方式的政策效应。核心结论包括：竞自持第一阶段竞地价与传统竞地价方式较为接近，第二阶段竞自持比例取决于各个开发商的保留函数、租金率、起拍价格、溢价率等关键变量，且能够实现贝叶斯纳什均衡；开发商决策过程亦是两步的，在给定的土地起拍价和溢价率上限后，根据保留收益函数、资产运营能力等私有信息，决定是否参与第二阶段的竞自持，且存在唯一一个自持比例上限。政策处理效应显示，单纯设定为竞自持地块并不能达到降低地价的结果，只有当自持比例超过20%后，才能实现降地价降溢价的政策目标。同时，证据显示，地方政府通过操纵起拍价格、控制溢价率上限等手段，仅对重点区域的重点地块进行针对性调控，直接影响竞自持政策的效力。文章最后给出了优化竞自持机制的若干建议。

报告完毕后，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彭飞老师指出控制变量存在跳跃，模型结果并不显著，并针对文章细节及数据处理过程提出相关问题和建议

第四个报告人是合肥工业大学的彭飞老师，他的论文题目是“为减税而扩张：兼论“营改增”的要素配置效应”。文章以增值税减税为视角，首先利用POLS、FE和GPSM方法揭示了流转税税负与企业要素配置扭曲之间的U型关系。只有当税负较高时，减税才能有效降低扭曲，否则一味地追求减税反而会增加扭曲风险。基于“营改增”试点的自然实验，利用DID方法进一步检验发现，“营改增”在平均意义上显著降低了企业要素配置扭曲，但是随着减税范围的扩大，在试点的第4年要素配置效应实现最优，随后政策效应逐渐消失。研究还发现，资本扭曲是要素配置效应体现的重要载体，而劳动要素由于未纳入抵扣设计，并未发现劳动扭曲的显著降低。进一步的机制表明，偏向型的税制设计显著激励了企业资本扩张，是要素配置效应先升后降的重要原因。

报告完毕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田彬彬老师分别从减税与企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扭曲以及结论的异质性提出相关问题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