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詹闻喆）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平行论坛（二）第一场于2018年12月8日下午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会议室405举行，本次讨论由《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谢谦主持，华中科技大学钱雪松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元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欧阳志刚教授和南京财经大学余泳泽教授作评论嘉宾。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及西南财经大学的四位老师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暨南大学的饶品贵老师，其论文题目是“并购能化解企业的产能过剩吗？”。该论文研究并购是否有助于化解企业的产能过剩，并讨论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意义。论文以随机前沿模型计算理论产能与实际产能之间的差距，得到衡量企业层面产能过剩的直接指标，然后以2004-2016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并购能够降低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该作用主要表现在质量较高、规模较大、标的为股份、相关多元化、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并购以及面对更高去产能压力的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之中。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并购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市场势力两条路径化解企业的产能过剩，但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作用路径不同。该论文最后发现，通过化解产能过剩，并购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

钱雪松教授首先肯定了文章研究的问题有趣，角度新颖，从企业微观层面对产能过剩理论做了很好的补充。同时钱教授也提出了文章的一些不足，如并购影响企业产能过剩的机制识别，对“企业生产效率低企业安装产能增加企业产能过剩”机制的阐述还需进一步明晰。同样，内生性问题如并购与产能过剩可能被共同驱动也需要进一步阐明，其他如中介效应结果解读、异质性检验结果解读、样本处理等方面钱教授都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二位论文汇报人是来自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林建浩副教授，他汇报的论文是《水稻文化、近代社团与当代城市文明资本：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实证研究》。汇报指出城市文明资本有助于提高合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缓解公共困境问题，因而探究影响文明资本形成的深层因素是制定有效政策的重要前提。戊戌变法是中国“传统-现代”转型的大变局，该时期成立的新式社团是公民社会发育的初始形态。本文以社会组织、献血志愿者以及信用状况等测度当代城市文明资本，研究显示，公民社会发育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清末新式社团对当代城市文明资本的形成具有长期影响，传统社团则影响甚微；增加控制变量、替换测度指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工具变量，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1）路径依赖具有历史持续性，清末新式社团不仅直接影响当代城市文明资本，而且通过促进五四社团的兴起逐步累积作用于当代文明资本。（2）路径依赖的强度受到“水稻文化”的影响，水稻种植适宜性越高的地区，清末新式社团对其当代文明资本的影响越弱，这是因为水稻种植所培育的合作关系是“短半径协作”，仅限于血缘和地缘的信任反而削弱了路径依赖强度。（3）通过移民样本可以识别路径依赖的文化途径和制度途径，基于CLDS数据研究显示出生地和现居地的清末新式社团都对个体捐赠行为产生促进作用，而且相较于出生地在文化层面的影响，现居地在制度层面的影响更为显著。

章元教授在肯定本论文工作量和新颖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在“引言”部分提到的无锡和安阳“强者亦强”指代不明，也没有说明地域分异现象的历史根源；二是在故事背后的机制需要说明信用和信任的区别，以及清末新式社团和现代团体组织的区别；三是因果识别问题，将1990年至1906年清末留日学生作为清末新式社团的工具变量可能不恰当，因为两者之间是同时期变量并且IV也体现了日本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四是水稻文化的中介影响需要进一步阐明。

第三个报告是西南财经大学的郭萌萌老师带来的《高等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信任——基于资源分配不均的实证研究》，文章的背景基于我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而高等教育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亦日趋凸显，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危机现状。该论文结合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省际高等教育数据，基于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研究高等教育的地区发展不平等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资源数量分配等衡量不同维度高等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指标一致地说明，省域之间高等教育的发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居民社会信任的低下。进一步地，本文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现，研究扩招政策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发现由此政策直接引发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加剧了高等教育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从而使得居民的社会信任下降。这表明，平衡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地发挥各地区高等教育优势，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提升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欧阳志刚教授首先肯定了作者工作很细致，并对其提出了如下建议：一、高等教育不平等应如何度量，如何确定选择的变量反映的确实是高等教育不平等而不是发展程度；二、文章副标题是基于资源分配的视角，然而实证在指标的选择上没有体现出来，切入点应该按副标题所描述的视角开展；三、需要提供高等教育发展高的地方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实证结果，并加入城市居民与乡镇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差异这样更有说服力；四、对高等教育分配不公影响社会信任程度的机制需要进一步阐明；五、在写作上引言太长没有很快切入主题；六、变量的选择上高等教育的投入能否体现资源分配不均，另外在校生的人数指标也不恰当。

最后一位汇报人来自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贾凡胜，他汇报的论文题目是“异地商会与企业异地发展”。该论文研究异地商会对企业异地发展的作用。以不同时点的异地商会成立为冲击，以手工整理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子公司测量企业异地发展，通过实证发现：（1）以乡籍构建的异地商会这一正式网络促进了家乡地企业的异地投资，家乡地企业向异地商会所在地新增异地投资提高了 56.83%。（2） 这种效应是单向的；并且主要是从非市场角度进行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异地商会对异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异地市场不发达、政府干预市场较重以及信息获取不便利的地区更强； 此外， 该效应在地区间移民等社会网络较弱的地区更强。（3）进一步，将子公司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考察了这种异地投资的效果，发现异地商会还提升了异地投资的绩效，也支付了更低的管理费用和销售成本。该论文拓展和丰富了社会网络影响企业发展障碍的相关研究，其结论说明更好地促进和发挥异地商会这种正式社会网络作用，可能是解决我国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微观路径。

余泳泽教授对上述汇报做了如下点评：论文很规范，但立意上可以再拔高，理论假说部分有可能存在非正式网络和非正式途径。另外实证部分的一些细节值得探讨，如新增子公司的数量测量是否可以找到投资规模数据；主回归建议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可以区分异地子公司是否为该企业为新拓展的业务而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