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和佳颖）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研讨四于11月26日上午9:00-11:55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402会议室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博士后汤学敏、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翁丽影、陈亚会、康瑾，分别就“Endowment structure,skill-premium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金融摩擦、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长”、“”The Belt and Road”:Increase or Reduce the OFDI Enterprises’ R&D Investment”、“产业政策、企业“短贷长投”与债务风险”等方面作了精彩的论文汇报，本次研讨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宋德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王健副教授、汪小勤教授作为点评嘉宾参加了本次研讨。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后汤学敏，她汇报的论文题目是《Endowment structure,skill-premium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文章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将要素禀赋结构从两维，扩展到三维，论证了要素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进而影响了技术溢出，阐释了禀赋结构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与技术溢出，物质资本的积累如何决定产业结构与技术溢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如何决定决定产业结构与技术溢出，以及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研究发现，禀赋结构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从而推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产业技术工人占比越接近经济体禀赋结构技术工人占比，该产业在经济体中所占份额越大。文章考虑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人力资本三个要素，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出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有所不同，实质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的资本技术占比越高，技术溢出越高。每个产业的技术工人占比差异较大。每个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或就业比重都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

汪小勤教授建议，在文章中体现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考虑将教育融入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王勇副教授指出，内生资本长期均衡刻画外生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的长期增长速度，不能太快，不能抛开物质资本谈人力资本，更不能抛开人力资本谈物质资本。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应注意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所处阶段的关系。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翁丽影，她汇报的论文题目是《金融摩擦、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长》。文章从劳动分工的视角切入，从理论上解释并从经验上验证金融摩擦、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均衡条件下金融摩擦对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将创新创业视为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在新兴古典的投资-储蓄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因素，考虑储蓄到投资的不完全转化对劳动分工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2005-2015年全球48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分析中提出的两个命题进行经验检验。文章研究发现（1）创新创业是随着金融摩擦的降低而出现的。（2）当金融摩擦小于临界值时，也就是有个体进行创业时，金融摩擦的不断降低会使得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加。（3）当金融摩擦小于临界值时，即有个体进行创业时，贷款利率的不断提高并不会恶化经济环境。

点评嘉宾对文章变量的选取方面提出建议，王勇副教授认为把禀赋要素加入，可更好将劳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表达清楚，在刻画分工的同时，还应刻画发展。王健副教授指出影响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发展的原因不同，在文章中可考虑对企业的具体细分。汪小勤教授提出文章可以落脚在中国问题，用中国数据说中国问题。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陈亚会，她汇报的论文题目是《”The Belt and Road”: Increase or Reduce the OFDI Enterprises’ R&D Investment》。文章从微观角度探讨了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构建PSM-DID模型，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上市公司中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的变化情况。从国内外比较优势方面来看，我国比较优势欠缺，外国更具有比较优势，契合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尽管国内企业出口产品可在短期内获利，却忽视了技术投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文章选取2011—2017年的数据，选择时间节点为2014年，按照企业是否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划分实验组与对照组。为了减少样本选择偏差和样本间混杂因素的影响，研究使用倾向评分匹配的方法，以便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更合理的比较。实证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倡议在短期内不但未改善企业的研发投入，且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抑制性。（2）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更为显着的负面影响。（3）抑制效应是动态调整的过程，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减弱机制。（4）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企业海外收入占比，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盈利，使企业减少研发投入。

汪小勤教授指出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企业营造了竞争性环境，使大型机械、建筑类产业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争夺市场份额。短期内效果可能并不显著，而长期来看，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王健副教授认为国有企业可依据其对外投资目的进行细分，分别考虑企业是为了获取资源、拓宽市场，还是为了技术研发，针对不同的投资目的分别进行考虑。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康瑾，他汇报的论文题目是《产业政策、企业“短贷长投”与债务风险》。文章以我国2009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融资及债务风险的影响，分别基于“短期借款VS长期借款”、“短期投资VS长期投资”、企业投融资期限匹配“短贷长投”的视角，分析了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检验产业政策冲击引致的企业投融资不匹配是否恶化了企业债务风险。文章实证结果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之后，与对照组企业相比，实验组企业投融资出现错配：（1）从融资层面看，企业负债融资表现出鲜明的短期化特征，企业短期借款增加，长期借款减少。（2）从投资层面看，企业投资行为向长期化转变，企业短期投资减少，长期投资增加。（3）从投融资期限匹配层面看，产业政策冲击促使企业进行“短贷长投”。三重差分结果显示，与政府干预程度较弱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相比，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的“短贷长投”现象更加明显。进一步地，使用利息覆盖率和Z-score等指标对企业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实证结果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恶化了企业债务风险，这一效应对于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而言尤为显著。

汪小勤教授建议在文章中具体阐述产业政策导致短贷长投的作用机制。王健副教授指出产能过剩企业可进行细分，更好的区分企业“短贷长投”、“长贷短投”现象，是个别企业的不理性行为，还是企业普遍存在的不理性行为。企业进入投资的动机，短贷长投的目的，可在研究中予以考虑。

研讨会现场参会嘉宾与学生积极互动，对论文中不理解的部分进行答疑，使大家受益匪浅，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最后，宋德勇教授宣布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