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邹建文）2018年6月14，15日，2018年经济学院第四十五次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405会议室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深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研究员何晖做了题为“Introduction to Heterogeneous Agents Model (HAM): with Applications to Chinese Macro Economy”的系列学术讲座。

14日上午8点30，何晖介绍了HAM的基础模型，Aiyagari Model。何晖指出，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受关注的问题，而不平等会影响增长、社会流动、政治经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带有异质性的模型来处理不平等问题以及政策的分布效应，无论是RBC还是NKDSGE都做不到这些。

Aiyagari Model是HAM领域一个重大的方法论的进步，Aiyagari (1994)提出了带有生产的一般均衡的HAM，这是不完全市场下带有不可保险的收入风险的RBC模型，模型中，家户最大化长期效用，每期效用服从CRRA形式，同时家户服从预算约束和借贷约束，家户面临着一个AR（1）形式的收入冲击，生产函数是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Aiyagari (1994)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是发展了一个计算HAM的算法，这里关键是要寻找均衡资产的不动点，有三个关键的部分，分别是离散化AR（1）过程，值函数迭代，求分布。求解了模型之后，就可以计算不平等了。

14日下午14点30，何晖先是用MATLAB演示了Aiyagari Model的求解。其中很反常的一个发现是收入冲击变大时，财富不平等反而下降，何晖与现场的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何晖指出Aiyagari Model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太强，当收入冲击变大时，穷人会更多地进行储蓄，这样财富不平等反而减小。

Aiyagari Model都是求的稳态到稳态，何晖指出了转移路径的重要性，因为政策需要时间去实施，人们也需要时间去反应，并且有时我们就是对经济转轨感兴趣。但求解Aiyagari Model的转移路径是不容易的，Domeji and Heathcote (2004)将Aiyagari Model扩展到转移路径的求解上，研究了资本税改革的短期和长期分布影响，发现减少资本税从37.9%到0%会带来显著的福利损失，这是因为减少资本税更有利富人而损害穷人。模型和Aiyagari Model非常类似，除了加入了资本税和收入税。

求解转移路径的算法的想法是这样的，首先求解初始状态的稳态和最终状态的稳态，然后再递归地求解转移路径。何晖用MATLAB演示了转移路径的求解。

以这些介绍的HAM模型和算法为基础，何晖介绍了他基于HAM中国快速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的影响的研究，这篇论文里储蓄和劳动供给共同作为防范收入风险的自我保险的工具。何晖指出，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同时经历了快速老龄化和剧烈的养老金改革。何晖展示了一系列典型化事实，从1990年到2010件，中国城镇居民死亡率发生了显著的下降，预期寿命有了显著的上升，养老金替代率显著的降低，同时伴随着快速上升的城镇居民储蓄率和不断增加的每周工作时间。

这篇论文发展了一个70期的GEOLG不完全市场模型，用人口转变和养老金改革前的中国经济进行校准。定量地研究了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对加总的和分年龄的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

2005年中国养老金改革后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何晖使用CHIP数据经验性地研究了养老金改革对劳动供给和储蓄的影响，发现相比2002年，2007年养老金改革对劳动供给和储蓄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何晖构造了一个动态的GEOLGHAM模型，家户面临收入风险和生存风险，家户从消费和闲暇中获得效用，政府通过收税维持养老金，这个模型里对养老金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使用1997年以前的中国经济进行模型的校准，保持参数不变，人口结构和养老金结构替换成97年以后的参数。

模型结果表明，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都会对储蓄和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其中养老金改革的影响更大，忽视劳动供给会高估储蓄的反应，同时储蓄的变化存在年龄上的差异，20-35岁的年龄人储蓄减少，45-60岁的人储蓄增加且主要由于养老金改革，60岁以上的人储蓄增加且主要因为人口结果转变，同时人口结构转变和养老金改革都会增加3岁以上的人的劳动供给，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影响逐渐增大。

将结构模型的结果与前面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结果时可比的，虽然实证结果中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反应更大，不过考虑到实证结果中未完全处理内生性问题，结构模型和实证结果还是一致的。

15日上午8点30，何晖介绍了他对转轨和不平等的研究，何晖指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往往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同时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是同步地上升，财富不平等也会上升。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以解释为什么转轨导致不平等的上升。

在微观机制上，Song, Storesletten, and Zilibotti（2011）指出转轨伴随着国企雇佣的快速下降，何晖的这篇论文经验性地发现私企工人的生产率更高，但是面临更大的收入风险。当工人从国企转向私企时，收入风险增加，收入不平等增加，同时收入冲击中的永久性冲击部分增加，风险分担下降，由此导致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同步上升。

这篇论文发展了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多部门的HAM模型，同时存在着内生的职业选择，最低消费和转移路径，这四个部分在模型中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经过校准之后，模型能够非常好地匹配中国私营企业雇佣的上升，国企收入占比的下降，私企收入占比的上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匹配工资不平等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消费不平等的上升。模型能解释工资不平等上升的89%，收入不平等上升的100%，消费不平等上升的50%，并且收入基尼系数和消费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是0.99，而数据中是0.98，两者非常吻合。

15日下午14点30，何晖让经济学院博士生邹建文讲他的StructuralEstimation的研究，邹建完介绍了题为“Income Shock, Partial Insurance and Preference:Consumption Struc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的报告。

邹建文指出，当前的中国，消费不足成为一个非常受关注的问题，而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理解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这篇论文试图从结构参数的角度，综合性地考虑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

通过对对数收入和对数消费进行联立得到一系列关于方差或协方差的矩条件，邹建文通过最小距离估计方法估计了收入冲击、部分保险。在生命周期模型的框架下，邹建文通过后向求解生命周期模型，得到每一期的消费函数，用这一系列的消费函数去前向模拟一系列个体的生命周期的消费。最小化模拟的生命周期消费路径和数据中的生命周期消费路径，就可以得到对结构参数的估计，这就是模拟矩估计。

邹建文使用CFPS2010-2012-2014的三期的面板数据，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有更低的贴现率，更高的风险厌恶，同时退休时的消费更加的谨慎。考察模型的拟合可以发现，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模型对生命周期消费拟合的很好，并且模拟矩估计能够识别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结构参数的区别。

何晖、经济学院教授杨继生、经济学院教师马诗卉等和邹建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了邹建完的介绍中问题提出的不明确，最小距离估计标准误很大，同时暂时性收入冲击和永久性收入冲击差别很大，消费对年龄的拟合应该使用二次函数进行拟合而不应使用非参进行拟合，描述性统计不是很好理解等问题。